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仪式，两人到一家小饭馆里吃碗面就算结婚了。
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人都土得很，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
施松卿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你看汪曾祺吃吃喝喝，肆意人间，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切都身不由己。
他也曾遭受过命运的蹉跎。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生活在了不理智的时代。”
1958年夏，38岁的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走之前，他留下纸条：“松卿，等我4年！”
那年，汪曾祺38岁，施松卿40岁。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艰难生活。
一个文弱书生每天要扛170多斤的粮食，还要砌猪圈、刨猪粪……别人都苦不堪言，汪曾祺却乐观得很。
旁人的悲观情绪没有影响到他，不自由的日子里，他除了看书，还下河摸鱼，用吃与玩打发时间。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接近不惑之年的汪曾祺展望前路，如雾里观河，模糊不定，却从未心灰意冷。
有次劳动的时候，他捡到一个大蘑菇，舍不得吃，等到过年回家时，给家人做了一道蘑菇汤，还感慨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后来文革来了，汪曾祺被发配到偏远的马铃薯研究站。早上起来，他到地里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就开始对着实物画“马铃薯图谱”。
在旁人看来枯燥的生活，他总能想办法找到乐子。
改造期间，他让妻子寄的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而且毛笔还得是汪曾祺点名要的那种鸡豪毛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