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放学回来，写完作业后都需要到车间里剪线头、包装衣服。有时候工厂接到大的订单，人手不够，我们兄弟姐妹都需要一起到车间通宵赶货。订单完成后，父亲会煮上一大锅鱼粥犒劳工厂里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吃东西的氛围很是温馨。”
如翁宏东所言，上个世纪千禧年之前，当地产业带经历了黄金发展期。汕头内衣的市场基本在海外，世界各地的订单像雪花一样飞来，工厂里的机器恨不得24小时运转，老肖也起早贪黑地到处接单，就像汕头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
在当年，成本15元的内衣，贴上外文标牌就可以卖到至少22元。靠着“外贸单”，几年光景，老肖的工厂从棚屋搬进了五层高的洋楼，那几年的汕头，成百上千座相似的洋楼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
汕头人喜欢给自己的洋楼起名字，当时的洋楼有的叫“隆兴源”，有的叫“发英”，有的叫“永昌”……然而，危机来得总是措手不及。如日中天的生意遮蔽了模式的弊端，直到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一切初露端倪。
“那个时候接单都是‘傻瓜式’的，洋行把单子给我们，我们就像抓药一样按照他的要求去采购、生产，其他的一概不知，连货款都是几个月后才结算。”肖宏珩回忆。
“九七年，我们等了半年，货款没了，全没了。”肖宏珩说。
那一年，老肖发往俄罗斯的货，还没出新疆口岸就被退回，堆满了几个库房，洋行连夜跑路，连定金都没要；热闹了几年的工厂忽然停工，来讨薪水的工人们只能拍两下老厂长的肩膀，摇头离开；原材料供应商几乎每天都要到家里喝茶。积压的存货堆满了几个仓库，“当时的订单主要来自欧美，罩杯大得可以当帽子，根本没有地方处理。“
“当时连我的学费家里都掏不出来。”彼时，十几岁的肖宏珩正在读高中，夜里下了晚课回家，总能看到父亲坐着发呆，面前一地烟头，有时指间的烟蒂烧穿了也没有觉察。
肖宏珩与父亲
与肖家工厂隔了几条街，翁宏东的父辈以保暖内衣生意起家，市场集中于国内，但当年的境况也没有好多少。
当年，翁宏东的父亲靠着做保暖衣贴牌加工，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与海外订单如出一辙的结算方式，也让他们在翻腾的经济海洋里，分外飘摇。
世纪之交，“贴牌”、“代加工”就像一把刀，时刻架在当地内衣工厂老板们的脖子上。
2006年，翁宏东大学毕业，在深圳海关工作一年后，不甘平淡的血液让他决定回家经商。
起初，父亲只是让他在厂里帮忙，负责一些琐事。当年，国内的电商和快递业方兴未艾，习惯于接大订单的商家们不愿意针对个人买家“一件代发”，“一个款式只生产2、3000件不可能的“，有时下游商家少量拿货，只能放到客运大巴上，让大巴司机代为转送。
彼时，“寄小货”是翁宏东的工作之一，偶尔遇到深圳的商家，他会自己开车送去，顺便见一见老同事。
后来，大型仓库等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开始落地深圳等地，翁宏东经过几人高的仓库基地，都会被顶上印着的京东吉祥物“小白狗”吸引，看着仓库进进出出的人流和车流，好像看到了新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