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阴阳哲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阴阳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特有形式，主要是用阴和阳两种符号代表宇宙间相对的两种情况，进而认识和解释宇宙间的一切存在和运动。
但问题是并非所有事物都有阴阳，比如“莫比乌斯带”。
公元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Mobius，1790～1868）和约翰·李斯丁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具有魔术般的性质。普通纸带具有两个面（即双侧曲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两个面可以涂成不同的颜色；而这样的纸带只有一个面（即单侧曲面），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这种纸带被称为“莫比乌斯带”（也就是说，它的曲面只有一个）。如图。
显然，对于“莫比乌斯带”，阴阳的观念是不适用的。对于这种只有一面的空间形式，需要哲学超越阴阳范畴，需要统一和一元的哲学，而不是对立的哲学。
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有所长
中国哲学所长是价值理性。中国哲学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为世界问题找到了最终的出口。这个出口包含在三大命题中：“道可道，非常道”；“厚德载物”；“天人合一”。
由于“道可道，非常道”，昭示人类应对自然保持敬畏。由于“厚德载物”，所以，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厚德”，有德的社会必然是好的社会。另外，由于“天人合一”，所以，若社会守住德，同时也就守住了自然之道，自然也就会按最佳的方式运行。三大命题结合起来，最终揭示了一个社会和自然发展的终极真理，社会发展一定要厚德，德是发展之本，德就是道，道就是德，德与道本质是统一的。
但中国哲学缺乏西方哲学所长是工具理性。西方哲学的逻辑精神，是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最大贡献。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称之为“名学”、“辩学”的逻辑学说，但最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古印度有因明学，“因”就是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就是指知识、智慧。但因明学也最终未能撇开思维具体内容而上升为数学形式的科学。
古希腊学者对逻辑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六篇逻辑论著被后人集为《工具论》，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关于词项的逻辑系统，亚里士多德被西方人誉为“逻辑之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研究了关于命题的逻辑。它不同于亚氏逻辑，但又与亚氏逻辑一样，同属演绎逻辑体系，并一起成为传统逻辑最主要的构成部分。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新工具》提出“三表法”和“排除法”，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础，是逻辑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密尔的《逻辑体系》总结前人成果，系统阐述了求因果五法，丰富完善了归纳逻辑，提高了其地位，使传统逻辑自此基本定型，即主要由演绎与归纳两大部分内容组成。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设想用数学方法处理传统演绎逻辑，进行思维演算，数理逻辑由此发端。19世纪40年代，英国数学家布尔的逻辑代数首先使该设想成为现实。但直到20世纪初，在弗雷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罗素和怀德海的《数学原理》建立了完全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才确立了数理逻辑的基础，从此产生了现代演绎逻辑。此后，现代逻辑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演绎部分出现了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非经典或非标准逻辑分支群，归纳逻辑也与概率、统计等方法相结合，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未来的世界哲学，应是中国哲学的价值理性和西方哲学的工具理性实现有机结合。
四、主观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主教。1685年3月12日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郡，1753年1月14日卒于牛津。少年早熟，15岁考进都柏林三一学院，1704年获学士学位，1707年获硕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初级研究员。1709年刊行《视觉新论》,1710年发表《人类知识原理》,1713年出版《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三篇》，均成为当时英国各大学热烈讨论的问题。1734年被任命为爱尔兰基尔肯尼地区主教,任职18年,仍致力于哲学的思辨。1752年移居牛津附近的新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