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在李悝变法后，国力猛增，向西推进，占领了秦之西河之地，这使秦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后，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想恢复秦穆公时代的霸业，遂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商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秦国的。
商鞅在秦国先后实施了两次变法，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记·商君列传》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层于私斗，乡邑大治。”
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也发现商鞅变法重在法治，在法制的保障下，才有了上述的情形。而且，这段话描述的是民间生活，那么，秦国的宗室贵族对商鞅变法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商鞅在秦推行改革二十年，最大的过失就是政令无法在宗室贵族里推行，因为商鞅的法治严重削弱了旧体制下贵族们的既得利益。
比如，变法有一条，实行“军功爵”制，有军功的人可以封爵，而宗室成员也要遵守这一条，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没有爵位也就没有封地、田宅，没有荣华富贵。
军功制废除了秦旧有的以血缘世袭的传统，改为以军功受爵，而且这一条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环节。如果你是贵族，你会反对还是支持呢？没错，肯定是反对。
所以，在变法实施初期，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反对者还挺多，就连秦国的太子公子也违反了法令，怎么处理呢？商鞅倒是铁面无私，太子不好处理，只能师傅来替了，于是，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给处理了。
所以，后来太子，也就是秦惠文王即位后，公子虔等贵族群起攻击商鞅，这其中有个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利益的争夺。
商鞅变法和商鞅之死，隐士赵良总结的也很到位。首先，他批评商鞅重法治，不重德行，将他与百里奚进行了比较。说百里奚兴国靠德政，而商鞅则是靠法治，施刑于民众，以严刑峻法去镇压百姓，这是积怨蓄祸。
赵良是个儒生，他认为道德教化对百姓的影响比法令更为深刻。所以，他把商鞅变法指责为旁门左道之术。尽客赵良的说法有偏颇，但也暴露出商鞅变法的弊端，那就是酷刑。比如，他对太子师傅的处理，先处以黥面，后来又割掉了他的鼻子，刑罚残忍。
其次，赵良还指出了他身上的问题，说他“知法犯法”。商鞅变法解散分封，收回贵族封地，使爵位与封土挂钩，而商鞅本人却占有十五座城的封地，这不是自己带头违法吗？
赵良认为，商法不能凌驾于人治之上，秦法的制度化，这是商法的一大弊端。商法的实施与执行完全是建立在秦孝公一人的支持之上，一旦情况有变，商鞅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所以，赵良劝商鞅，早点退还封地，辞职回家。
就在商鞅与赵良交谈的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随后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也就是变法之初因犯法被惩罚过的那位太子。
冤家路窄，该来的还是来了，很快以公子虔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饱受商鞅镇压和惩罚的保守派，向商鞅发起了一系列反攻。
商鞅此时才想起逃离，为时已晚，最后被迫逃亡。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他套到函谷关，想住店，结果没有“身份证”无法入住，因为在商法中规定，投宿而没有验证的，要遭连坐之罪。
之后，他又想逃到魏国，结果到了边境也被拒了，因为他曾经欺骗过魏国的公子卬而破大败魏师。最后，说他回到封地，只能造反了，结果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如果商鞅如赵良所言，变法中途退出，虽保得一命，但秦之变法必败。所以，从秦国利益上来说，商鞅是秦的大功臣，而且在他死后，秦惠文王延续了他的改革，这也充分说明，他的变法对秦的重要性。但是，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好“刑名之学”，“酷法”也为他的死埋下了隐患。
白起死于内讧
白起在秦国的历史上战功赫赫，一生历经70多次，攻下大小城池百余座，被人称为“常胜将军”，他作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攻城略地，为秦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