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将军不服从命令，但是立了战功，战后怎么赏罚？
再比如童贯，为何敢把圣旨当“鞋垫”？人家是宋徽宗的宠幸。
可见，违抗军令这种事，不光风险大，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往往只有那些有担当的实力派大佬，才敢这么做。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大一次不服从命令应该是粟裕同志。1948年初，毛主席提出由粟裕带华野三到四个纵队先过长江，到江南开辟新的战场。粟裕接到命令后，反复思考，觉得不妥：（一）到江南开辟新战场，远离后方，供应、补给都是大问题，对部队作战不利，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战果。（二）华野三到四个纵队下江南后，造成我军江北兵力减少，不利于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因此粟裕电复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并在陈毅同志陪同下，到西柏坡面见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战役设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并与陈、粟多次交流意见。决定收回原来命令，改为准备在中原与敌决战。其结果就是促成了淮海战役的进行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粟裕同志这次抗命也得到了最好的结果。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实地打仗的将可以不听取远在京城纸上谈兵的首长的指导命令。
原句为“途有所不经，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
将帅是君主使命的执行者，用兵打仗在外，战场上的情况复杂多变，因此君主根本不可能对战场形势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因此孙武主张，将帅在外领兵作战，根据战况具体分析，对于君主的一些不合乎战术要求的命令可以不听从。
历史上也有军令如山之说，战场上违抗军令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即使现在军令也是非常严格的，上级下达命令，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
战役总指挥官有自己的战略构想和目的，这个大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下层将领必须无条件去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上级指挥官无法预料的形势。我们知道，古代交通不便，传递情报必须用快马传递，来回一趟没有十天半月无法实现；而这十天半个月时间，战场态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这个时候即使是皇帝的命令也可以不去执行，这是古代战争中的共识，所以这种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一般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必定已经实现了总体目标，取得了战争胜利。
可是古代战争，将帅身边会派有皇帝的耳目，就是监军。这个监军如果和主帅意见一致，无话可说。但是也有一些监军出于个人目的，把主帅没有执行命令的情况添枝加叶，向上汇报。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不会去计较这些情况，只要胜利就是大功一件。如果皇帝昏庸就很难不对主帅进行惩罚。好的情况是功过抵消，不好的情况会对主帅进行惩罚。如历史上杨家将遇到的坏监军王侁就是这种情况。
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会议命令黄百韬兵团掩护驻守海州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西撤。第二天，他就赶往自己的司令部所在地新安镇，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准备向西撤退。
战机稍纵即逝，粟裕得知这一消息，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立即调动所有能动用的部队，从3个方面把黄百韬兵团与徐州隔开，同时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将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由原来的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
下级建议上级修改总攻时间，这在解放战争中还是鲜有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攻击部署。复电的内容是这样的：“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取得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每三日报告一次！”
这是统帅部对一位前线指挥员莫大的信任。
比较起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开阔胸怀是分不开的。和蒋介石的心胸狭窄、任人唯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胜利不是偶然的，这首先取决于统帅者的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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