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二姨是妈妈的叔伯妹妹。妈妈经常提起她，大多数是围绕着人要信命这个话题。妈妈说二姨比她小一岁。二姨找的婆家条件好。二姨夫没解放前在哈尔滨工作，二姨和他结婚后就随着去了哈尔滨。二姨立刻就变成了小阔太太，二姨穿旗袍皮鞋，烫了头发。妈妈可羡慕了。二姨夫是干什么的，妈妈一直说不清。
文革期间，二姨夫受到了冲击。带着全家又回到了我们老家。妈妈说二姨家穷的叮当响。孩子发烧都没钱找大夫。她家有个孩子小时候发烧烧的聋了耳朵。后来是个哑巴。二姨夫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不断的诉求。二姨说，二姨夫发出去的信都能装两麻袋。二姨夫是个文人，在大集体参加劳动也挣不了高工分。一直很穷。
二姨家穷的连买信封，煤油的钱都没有。别的亲戚都躲着他们。那时候我爸爸在供销社上班。二姨夫遇到难处就去找我爸。其实我家也不富裕，九口人就靠爸爸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每次块八角的借。爸爸从来也没记过，也没想要。二姨夫是有心人，每次都记账。一笔一笔加到一起共计一百多元钱。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元钱也不是小数目。因为二姨夫不断诉求，赶上国家政策好，终于给二姨夫平了反，孩子安排了工作，还给了补偿款。二姨一家终于熬出了头。爸爸走时，二姨哭成了泪人。在她最难的时候，爸爸没有瞧不起她。
父母从小教育我们，人在难处拉一把。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