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克林特一直过得不好，” 扎拉说，“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回家。我希望他能交到新朋友，开始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想让他开心。如果他过得开心，我也就会放手了。” 我的任务是帮助扎拉意识到，正因为她对克林特适应大学生活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并为他的幸福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所以一旦他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过得不顺，她就会面临巨大的心理危机。
大多数母亲都承认，她们的幸福感和价值感与她们的孩子是否过得幸福有密切的联系。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一种极其深厚的、有时是强迫性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像电影《舞女大盗》（Hustlers）里说的那样，“母性简直就像一种精神病”。这种无法摆脱的相互依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相互依赖具有神奇的能力，可以创造出持久而深厚的感情纽带；但另一方面，如果母亲处理不当，这种相互依赖会演变成一种不健康的相互纠缠。许多母亲为了抚养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她们可能会利用孩子来填补自己丧失独立性后内心产生的空虚。
当一名女性把自己看作母亲，并把抚养子女看作自己的下一份工作时，她就会把孩子取得的成就和他们的进步视为自己获得的“下一个博士学位” 或者“职业生涯的里程碑”。这种依赖的危险性在于，她把自己许多未实现的愿望投射到孩子身上，用孩子来满足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不知不觉中，她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景“设计和构建” 孩子的未来，但这些反映的都是她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孩子的。
对于女性而言，了解我们投射到孩子身上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教育这些父母，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的问题。我的主要目的是让这些父母知道，他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渴望、欲望和过往创伤的反映，与孩子本身的行为无关。
传统的养育模式认为，养儿育女是和孩子有关的事情。当孩子成为关注的焦点时，父母可以自由地对他们提出各种要求和期望，而不用反思自己的目的或者动机。而觉醒后的养育模式却认为，养儿育女是和父母有关的事情。父母要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分析自己的童年生活和人生经历会如何影响他们养育孩子的方式。
当我们获得觉醒、进行反思时，就会看到我们是如何利用孩子来治愈自己，实现我们在童年时期没有实现的自我的。只有我们愿意从镜子里审视自我，才会意识到，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反映的其实是我们需要获得的内在成长。这时，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就会发生重要的转变。
文化为“好” 孩子定义了一套标准：听话、孝顺、善良、快乐和成功。如果没有达到，那他们就不够好。这时，谁该承担这个责任呢？是父母———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母亲在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母亲接受了这种她永远无法企及的文化设定，那么在养育子女时她就会不断受到痛苦的打击。事实上，这个好孩子的标准不仅是无法达到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一个谎言，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价值与一个无法达到的标准联系在一起，这会导致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们的孩子是否优秀，不应该以我们的想法为准。他们生来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是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孩子与人为善、知书达理，但他们到底该如何生活，取决于他们自己。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觉醒，开始释放真实的自我时，我们也为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创造了条件，让他们也有机会做同样的事。在觉醒之前，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控制孩子的行为和情绪，只为了自己痛快。而现在，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会努力把孩子的道路与我们自己的分开。我们会开始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独立领域，在心理上把自己和作为母亲的角色区分开。在我们身上，这两者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而这也是我们最终与孩子相处的方式。
这种分离不仅不是坏事，反而非常有益，对我们自己和孩子的心理发展都极其重要。它让我们分清了“我的本质” 和“我要扮演的角色”。当我们成熟起来以后，我们就能着手做我们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了———把孩子视为与我们紧密相连，但同时又是独立的、与我们不同的个体。我们要因材施教———只有把自己的本心与母亲的角色区分开时，才能做到这一切。只有我们不再辛苦扮演母亲的角色，我们养育子女才能进入更高的层次———不再有意识地设定孩子前进的道路和对他们的期望，而只关心一件事：我们和孩子的真实自我是不是都得到了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