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代城市体系的完善
元朝创建的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一级行政区，同时保留了宋、金时代的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和相应的行政区。在拥有一定规模的行省和路府治所建置了城市行政机构。除大都、上都等警巡院建制城市外还有诸府录事司建制城市，共同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另外还有散府州县治所城镇和建制镇。这里仅探讨建制城市的城市体系。
据《元史·地理志》，元帝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元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在《元史·百官志》和《元史·地理志》中，明确记载城市行政机构警巡院和录事司，把建制城市分为两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元代的录事司》对元代的录事司做了较系统研究，认为录事司是“一个新机制”，“只有以考察录事司为中心才能说明元代的都市制度”。但需要指出三点：研究元代城市录事司应和都市警巡院相结合；考察录事司包括警巡院应系统地从金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开始；元代录事司的产生并非来自达鲁花赤职能的变化。在元太祖庚辰(1220)、太宗、宪宗时期，已陆续有录事司在路府城市中恢复建置，而录事司达鲁花赤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置于元世祖至元初年。这些问题当在日后做专门研究。
(一)蒙古国时期建制城市和城市体系的破坏与恢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于太祖元年(1206)初春建立了大蒙古国。经过灭金的战争，蒙古帝国占领了金朝疆土，统治了北部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室庐焚毁，城郭成墟”。
蒙古太祖九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蒙古骑兵“分三路攻取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凡破九十余郡，“时山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凡有“拒命”者，“既克，必杀之”或“尽坑之”，“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至金朝末年，“大河以北，东至于山东，西至于关陕，尽属于敌区”，“两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满目蓬蒿。燕京宫阙雄丽，为古今冠，至是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绝。”从文献记载来看，成吉思汗时期无论是华北地区空间城市体系，还是在具体城市内部，均遭到严重破坏。在文献中偶尔可以看到元太祖年间有录事司恢复和录事的署理。直到太宗窝阔台即位初期，仍“未有号令，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稍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遗者”，甚至“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场。”原金朝国土农耕文化与城市体系中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建制继续遭到破坏。面对将中原地区变为牧场的主张，耶律楚材给窝阔台进言：“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令楚材“试为之”。推行政治改革、改变“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往往恃其富强，肆为不法”的状况，建议“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遂为定制”。地方政权三权分立，“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中原州县行政机构和建置制度在太宗时期恢复与建立起来，包括城市警巡院、录事司和司候司，这就是《元史·地理志》记载的河中府，“元宪宗在潜……河中府领录事司及河东……七县。至元三年……并录事司入河东”；泽州，“元初置司候司及领晋城、高平、阳城、沁水、端氏、陵川六县。至元三年，省司候司”；吉州，“元初领司候司、吉乡、乡宁二县。中统二年，并司候司入吉乡县”等。太宗八年(1236)，“州县守令，上皆置监”，“监”就是“监临官”，亦即达鲁花赤。至此，达鲁花赤已较普遍设置于各府州县。
述蒙古国时期中原地区建制城市的演变过程，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成吉思汗至窝阔台初期(1206—1234)，此为严重破坏时期；二是窝阔台初期至忽必烈初期(1235—1265)，“始张官署吏”，建制城市得到逐渐恢复时期；三是忽必烈前期(1265—1278)，为建制城市全面、正常发展时期。作为古代小型建制城市的司候司城市已全面并人府州的附郭县，而警巡院和录事司建制城市得以保留并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为大一统的元帝国最终形成完善的城市体系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