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管理制度益加完善，使城市本身及附郭县与古代坊市之间增设了厢这一管理体制。除开封设有都厢外，北宋文献中明确记载设厢城市有：北京大名府，“左右四厢，凡二十三坊”；楚州(今淮安)，“城外旧有西北两厢官”，城内亦应设有厢官；许昌有“内外厢界”，应设有厢；太原城南草市有厢巡，“以厢四人巡逻”；钱塘州城旧有左右厢巡检二人；温州城外“四厢八界”。至南宋时期，设厢城市数量更多。关于城厢的隶属关系，如建康府“城内五厢，城外二厢”，其中“城南厢，环以村落，谓之第一、第二、第三都，皆隶本府江宁县”。福州城属闽县六厢、侯官县三厢、怀安县二厢。苏州“在城地，旧设四厢，以领民事”。可见地方设厢城市内外诸厢均隶属于县。
因此，地方城市的厢只是城市社区的分区管理机构，上属县，下设坊，负责城区的治安和民事，又与乡镇行政平行隶属于县。而都城开封府勾当左、右厢公事所、临安城郊的城南北厢主管公事所均属都厢，上属开封府，下设厢坊，与赤县和县行政平级。
总之，城市厢制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专门化过程逐渐出现的，是一个新事物，在宋代三百年中仅东京和临安两都城形成了这种建制，与唐代城市管理显然不同。
(二)辽代警巡院城市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澶渊之盟”订立后，辽宋之间不仅在边境开放了榷场，而且发展民族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辽朝通过更定法令、改革社会，使国家进入鼎盛时期，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制度方面也深受北宋影响，发生了明显变化。《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辽代行政建置和长城内外城市群体形成过程及其疆域：
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辽代上京是“辽之基业根本”，史称太祖“起临潢，建皇都”，“神册三年(918)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元年(926)，“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中有历代帝王御容”。在上京规划建筑过程中，韩延徽“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契丹“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日西楼邑(上京)”。事实上，直接实施规划建设的板筑使康默记是蓟州汉人，“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至会同元年(938)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
东京，辽阳故城，属汉之辽东，唐之营州。辽太祖神册三年“幸辽阳故城”，翌年“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神册六年，“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天显三年“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升东平郡为南京”。天显十三年，在升幽州为南京的同时，改“南京为东京，府日辽阳”。史称“辽东重地，非勋戚不能镇抚。”
南京，古代蓟城，唐之幽州。辽会同元年，太宗坐受石晋割让的幽云十六州汉地，“升幽州为南京”，府日析津。这里“地处雄要”，“控制南北”。析津“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跨浩穰于三辅，据会要于万邦”。“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