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仅要把不同国家的历史做比较，还要把基本的政治逻辑理清楚，不要把必要的环节省略掉，否则可能会走入歧途。
燕京书评：之前有人宣称，英国从19世纪中叶建立的文官制是受到中国文官制的影响而形成。读完你的《西方史纲》和《罗马史纲》之后，我感觉，它应该是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这一脉络发展形成，与中国秦制之下的文官制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怎么看？
李筠：包括我们现在的行政学普通高校教材，都会讲现代文官制度和科举制的联系，其实我觉得这种联系非常牵强。现代文官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和我们中国古代科举制下官僚体系要解决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所凭借的，也不是同一种资源。现代文官制度建立起来，是因为国家事务的膨胀，要管的事儿多了。而英国甚至包括美国的文官制建立起来，最主要针对的是现代的政党分肥制。两大党谁在选举中胜利，把哥们、兄弟、捐款人等全部安插成政府的官员。选举时我给你捐钱了，你当时给我承诺了，你上台就得让我也捞一把。政党政治下的普遍腐败就出现，官员实际上并没有履行他的职责。现在文官制是因为民主体制到来，政党政治成熟，必须要克服政党分肥制产生的问题。而我们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民主，不存在议会制，不存在政党政治，也就不存在政党分肥——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文官制，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政治中立、职务常任、专业化的队伍，干掉分肥的那些政客。而中国古代主要解决的是，帝国太大，皇帝管不过来，所以必须向下进一步延伸权力，那就派官去管。西方是解决现代政治带来的问题，中国的科举制是传统读书人为皇上分忧——儒生既有入世之心，又想做官，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还讲忠君爱国，挺合适皇帝，皇帝为什么不用？双方一拍即合，皇帝在地方有帮手，儒生也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两个逻辑完全不一样。
而且，现代文官制度考的是常识、逻辑、一部分的专业知识，尤其是文案、法律、管理、科学等知识，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倾向性非常明显，带有非常强的特定的教化意义的内容，都是古典的。所以，两者基本没有联系，不用扯在一起。
屋大维，被称为奥古斯都。（图源：视觉中国）
没有一种民主的方式是包治百病的
燕京书评：《西方史纲》显示，西方的封建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时候，曾经有过“绝对君主制”时代。即便如此，西方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起类似中国的秦制和俄罗斯那样的制度，为什么？
李筠：中国的皇帝和俄国的沙皇，基本都是以文明为单位的大皇上；就像罗马一样，没有和皇帝并立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只有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做成权力系统和意义系统的高度重合。这个意义系统，为皇上和沙皇背书的内容特别充分，这是罗马皇帝都没有过的。
在西方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当绝对主义王权产生时，它压根就没有可能去完全控制意义系统。第一，教皇更有资格讲西方世界的意义，他手底下有一大帮非常厉害的神学家和法学家；第二，反教皇的神学家和法学家也有一大堆道理，但他们不一定跟国王是一伙的。这两个人群，无论是教皇率领的所谓基督教正统、天主教会的法学家和文人也好，还是反对他们的法学家和文人也好，文化水平都比国王高，比国王手边谋士们的水平高。实际上，国王们处于文化、修辞、意义制造的弱势地位，讲故事讲不过人家。好不容易有几个文人墨客讲了一点给国王帮忙的道理，要把它普及到老百姓心里边，和基督教讲了1000年的故事竞争也很难。所以，绝对主义君主看起来很强势，但基本上有半壁江山根本就不在他们掌控之内。
另外半壁，国王们要建立硬件系统：常备军、税收系统、官僚队伍，要在硬实力上对抗那些公爵、伯爵，还有修道院长和主教，他们头上还有教皇，国王们要对付一大堆政治势力。系统的建造和对手的压制，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绝对君主看起来很牛，实际是文武两头都没那么强悍，比起中国帝制时代的皇上和俄国的沙皇都差太远了，绝对做不到说一不二。这样一个貌似强大的现代早期王权，从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群众心理基础各方面来看，比古时候的专制皇权真是相差很远，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掀翻他们的原因。如果他们真的非常强悍，资产阶级革命是很难成事的，成了可能也没有社会土壤长出新的社会政治形态，可能又回到原来的模式，循环往复，那就只是改朝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