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恰好相反，司法裁判从来就不是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存在形式，而是由官吏给民众发号施令。中国从来都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从秦始皇开始派县长实行郡县制就已经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法国国王和中国传统的思路接近，君主就是要管官，让官去管民，去发号施令，这些官员忠实地执行命令。每个皇上巴不得手底下的大臣全都是田文镜、李卫，干得比君主说得还要狠，120%的完成任务才好。这种行政主导思路是强势统治者喜欢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强政治的追求。这种强政治的追求，在西方的道路上没有完全实现。“秦二世而亡”，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严刑峻法过于刚猛。如果秦代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秦始皇不是五十几岁死了，而是100岁才死，其实也不太可能用铁框子框住中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内蒙古赤峰市松洲法治文化公园韩非子雕像。（图源：视觉中国）
从官来讲，秦始皇用的套路是法家教他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让老百姓按照严刑峻法去生活就好。实际上，这样的状态没有办法持续。你不能把人当牲口关起来，假设人人都是没有主体性的，把你的法条内化到心里就完了。所以，才会有汉代的儒家用伦理教化来安抚民众。那么，官吏从什么样的地方出呢？秦朝用的是酷吏，汉朝开始倾向于儒生来管理。用官吏来管理国家，要有一套通用的文字系统，实现行政的上令下行，上令下行的级别越多，嘴就越不可靠，就越要靠文书，文书系统就形成了。
实际上，真正可靠的行政系统，一定是有很多基本条件才能比较成熟，摆脱结构性腐败。第一，必须有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充分的货币流动——换句话说，给官员发工资。就这么个简单的事，其实都很难。中国的古书上记载，三公九卿制度确立之后，最高官职的丞相2000石，那就是发谷子意思。在汉朝很长一段时间了，官员的工资都是粟米，不是银钱。皇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养活官员是个大问题，如果你给他钱，好记账，官员是不是中饱私囊，好查。一旦皇帝给官员土地，他就变成封建领主了，这不就不是秦制了嘛？所以，皇帝只能给钱不能给地。还有，官员的文化要达到一定水平，能够处理公文的上令下行，这些都是基本条件。而很多条件在绝对主义时期，就是路易十四的1650年左右，法国并不具备。所以，这样一个不具备条件的表面上的行政集权，实际上只能是离封建制不远的新封建制。你派一个总督去管那个地方，那里就成了他的独立王国，然后搞包税制，我说那个地方收多少，只要把国王的这份交足了就行，其他的你自己干，那他肯定就鱼肉乡里了。
所以，绝对主义的新官吏诞生以后，它并没有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系统，只不过是官吏层层任命，是国王私人权力的扩张。国王既然说“朕即天下”，天下就是国王家的，那人家官吏的地盘为什么不是他家的？权力私有的逻辑自然就传导下去，腐败自然就是结构性的。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法国用行政集权的路线，从长远来看它的做法更现代，但在那时候根本就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所以，它做成了那个时代的“四不像”，国家的腐败特别严重，民怨沸腾，最后导致革命。
燕京书评：秦晖老师曾经概括封建制与秦制的区别。封建制的特征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秦制之下，皇上是所有人的主人，所有人都是皇上的奴才或奴隶。相比之下，周代是封建制，享祚大概800年，比后面秦制的朝代延续的时间都要长；而西方的封建制也很稳定，很少出现秦代以降两千多年里频繁出现的改朝换代。《西方史纲》和《罗马史纲》都未论及这一问题，作为政治学学者，你怎么看封建制与秦制之间的区别？
李筠：秦晖老师讲的“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主人”，我认为是对秦制基本特征的精彩归纳，把最核心的东西讲清楚了。但是，封建制和秦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话题很重要一个误区，就是有不少人觉得秦制就比封建制要坏、要狠。从总体上的效果来看，两者其实是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更好。至少从老百姓生活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只能说谁比谁更不那么坏，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