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大帝。（图源：视觉中国）
西方的权力一直是多元化，中华帝国权力集中于君主
燕京书评：万历皇帝可以任意征税，扼杀了当时的商品经济，民间怨愤滔天，但也无济于事。西方的君主却做不到如此任性。那么，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一直受到制约和掣肘，这种传统是否也是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走向民主制的重要因素？
李筠：西方的权力多元化，有没有利于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话分两头：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结构性调整。
完成现代转型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建立现代国家——这样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器被建立起来。在初级阶段，绝对君主制充当了发动机。国王不要这些诸侯，不要这些领主，就是要直接征兵征税，直接支配这个国家，行不行？大家觉得这个做法很恐怖，似乎西方从来不是这样，西方要开议会，要有封建契约的权利与义务，不能由国王单方面说干啥就干啥。绝对君主制时期，国王们想了很多办法实现直接支配，现代的官僚系统、常备军、税收系统，都是在王权这一主干下建立起来的。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它确实是有专制的倾向；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它实现了分散权力的集结，国家有主心骨了，要是大家散作一滩泥的话，实际上进入不了现代。
好就好在，这些强大的绝对主义君主被同步崛起、稍后集结的社会力量掀翻了——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干的都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要绝对君主（现代化初级阶段的轴心发动机），我们人民自己来。
前一段绝对君主爬上去，后一段经过革命把君主拿下来，不过国家仍然可以走强，仍然可以保护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生长。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法律、法制规范的普遍存在。西方人非常习惯这套东西，什么东西你得给我讲个“法”，是不是有法可以说道说道，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任何人掌握任何权力都讲“法”，他们在斗权时也是在斗“法”。那么，政治的、市场经济的、民间社团的各个领域都有法要讲，法的基础非常充分。在法的意义上，大家竞争出一个和平的、可以合作的、共享共赢的局面，概率就非常高。
所以，率先转型，不单纯是因为权力的多元化，而是权力的集结和它的规范使用。如果只讲权力的集结，那就集结成了秦始皇，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就被掐死了。权力的多元，使得初期集结起来的绝对君主也没办法像秦始皇一样一手遮天，其他政治势力甚至可以把国王拿下来，路易十六不是被砍头了吗？关键不是干倒一两个君主，而是干倒君主以后还可以有规矩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法律基础非常雄厚，它不仅可以把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化，甚至可以把权力规范化。这是它走向现代民主法治最重要的资本。
燕京书评：《西方史纲》分析了西方建构现代国家的区别，英国采取了司法集权，现代化道路比较顺畅；法国采取了行政集权。你还提到，法国无法采用司法集权，原因之一是“国王主要依靠官僚来管理国家，这和英国国王选择建立法院系统，通过巡回法院管理国家大不相同”。那么，司法集权的基础是法治吗？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如果行政集权必须转变成司法集权，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李筠：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英国人选择了司法集权，其实是没有什么牌好打。因为司法是一种被动的统治形式，那时候国王还不能说法院想开在哪儿就开在哪儿，国王连开法院的资源都没有——人也没有，地也没有，钱也没有，他只能巡回：国王骑马全国走一圈，或者派钦差大臣走一圈。所以，司法集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政治选择，是没有办法才做出来的事情。
从后世的效果来看，司法成为政治的基本存在形式，就是那时候没有立法，也没有行政，只有司法能让人民感受到国王的存在。因为国王给我公正断案了，那么，国家就是秩序，是以司法的公正裁判形式存在的；人民就认为，司法这种政治的存在形式很自然，甚至在观念里根深蒂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