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更愿意用一个系统性的解释来看待中国在近代史上和西方的差距。它不单纯是军事的、技术的、商业的……而是全方位的，是一个系统和另外一个系统的差别。这可能更全面一点，也更深入一些。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但是它确实带来了极高的效率，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两个系统碰撞的时候，它的硬优势非常明显，而我们中国人也是从这个层面上先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一开始就认为是我们炮舰不如人，所以打不过人家。搞了洋务运动以后，发现还是不行，尤其甲午战争我们的海军铁甲舰好像更好，为什么还是输了？看来还有别的不如人……实际上是一步一步不断吸取教训，同时去找差距，这也是我们对现代化一步一步深入的认识过程。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晏绍祥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版。
燕京书评：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我还注意到一点，一些西方学者有意去西方中心论，把所有的文化和所有文明都平等看待。不料，它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后果，一些中国学者看到人家在说我们的好话，好像中国的文明和统治方式并没有那么差，然后就拿过来说事。这样一来，实际离真实的历史更远了。我相信你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
李筠：实际上，这是历史学里边经常犯的错误：时代错置。在西方，学院里边已经是左派占据主流，他们基本的状态是批判——理想主义的批判，甚至撇开了逻辑和历史的批判。而我们国内有些人，专门从他们的理想主义批判当中，找一些东西来疗中国历史或者中国现实的伤，真正的诊断反而被耽误了。
燕京书评：《西方史纲》和《罗马史纲》显示，西方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似乎很少一元独大。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尽管也有少数统治者建立起个人独裁，但其权力仍然在现实中受到某些限制和有效制约；在中世纪，教会一直与皇权争执不下；即便是所谓的“绝对君主制”时期，西方君主的权力也比不上秦制之下的中国皇帝。
李筠：西方的权力多元化，一直比中国更充分。而这种权力多元化，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在于，不同来源的权力都是正当的。我们都有根，你铲不掉我，我也铲不掉你。
从法理上讲，帝制时代的中国，权力是一元化的，只有皇帝有权力，其他所有官员的权力都来自皇帝，皇帝是主干，其他的都是枝丫。总体上来说，皇权的一元性笼罩非常强大。而在西方，哪怕在罗马时代，皇权也没有那么硬，皇帝自己实际上都非常难说清楚，我的权力是来自朱庇特、马尔斯吗？是君权神授吗？好像不是，我们罗马从来不这么讲。那是来自人民选举吗？好像也不全是。无论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罗马皇帝都没那么肯定——在皇帝权力的来源上，罗马其实一直都含糊其词。
我在《罗马史纲》里边写到，这是帝国宪制的硬伤，罗马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人民有人民的权力，保民官可以占据人民的权力，元老院有元老院的权力，世家大族本来就是罗马的主政者，皇帝也不能把他们全干掉。到后来，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他们和国王之间是契约关系，只有对等主体之间才能签契约，皇帝国王也不能全部干掉封建领主，干掉就没有和皇帝签约的人了。何况旁边还有教皇在掣肘皇帝和国王，扶助贵族。然后，还有城市的资产阶级，他们也组织自己的城市议会，设立城市的执政官。在法理上，皇帝没有依据用自己的权力彻底铲除其他的权力。更遗憾的是，皇帝也没有硬实力，客观上也做不到。主观上没有人接受皇权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客观上皇帝也做不到，西方的权力一直是多元的。
而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权力的一元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天子，他就是权力的枢纽、来源和根据，其他的权力都是从皇帝这儿来的。所以，皇帝要毁掉谁都很正常，都是可以的——而且，皇帝越来越有实力这么干。基本上，从秦始皇建成秦制以后，只要这个大王朝够稳定，皇帝的硬实力足以消灭其他的反叛者。这样一个差别，在中西之间很明显；西方权力的多元化，一直是它基本的社会政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