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观点都可以有，但要把事实讲清楚。所谓讲清楚，不仅要把事情基本面貌讲出来，还要交代它的基本背景：一个事情是在什么样的基本环境下发生的。现在很多观点不恰当，就是把背景给抹了，只讲那个事儿。以《白银资本》为例，它不是单纯地讲明代的中国很牛。实际上，当时白银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要放到大航海以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去看，它是一个全球搅动的结果。只不过在白银从墨西哥出产的初期，中国的贸易结构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它并不是讲中国在那个时候特别牛——恰恰相反，是讲我们中国在那个时候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而我们还不自知。
《西方史纲》，李筠著，岳麓书社2020年6月版
燕京书评：你在《西方史纲》中提出，用两纵三横来看待西方文明。两纵，包括文明和野蛮的关系、现代和古代的关系；三横，包括生存的意志和智慧、权力的生成和流转、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我感觉，“生存的意志和智慧”这一项似乎与其他几项不太协调，这就像民国期间鲁迅等人说到的“国民性”，是一个无法说清楚、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但是，你把它作为三横中的一横，显然有着你自己的考量。另外，在《罗马史纲》中，你把民众性格看成一座冰山的底层（47页），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么，你的主要考量是什么？
李筠：“生存的意志和智慧”，主要是通过文字、考古资料去辨别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孩童时代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如果再往前延伸，比如说我们可以延伸到地理决定论，你这个人群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地貌气候就决定了你能够怎么样。其实，我是想通过对人群的定位，一定程度上摆脱地理决定论。也就是说，这群人在这个地方选择了什么样的活法。
人面对环境有很多种应对方式，那么，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可以留存下来，经过主动或被动的筛选，成为一个人群的活法——这就是他们的“生存逻辑”。这个民族不仅长大了，而且越来越强，原初的生存逻辑会被不断放大。像罗马，它长成了世界帝国，一定在它的童年基因里有证据。它的先民们选择活法时种下的生存逻辑，在伦理上会沉淀为基本的德性，比如说勇敢、勤劳、诚实、忠诚等，这些品质和他的活法相匹配，好的共同体就会出现。罗马人一边当农民，一边当战士去打仗，形成了兵农高度结合的体制。我要从这个人对环境的适应，一定要结成一个人的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有它的章法，讲清楚这种逻辑，不是把人的事情推给大自然或者推给神仙。讲制度也好，习俗也好，伦理也好，这些东西有据可查，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是可以讲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讲“生存的意志和智慧”，主要是针对先民在共同体形成的初期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软硬件的初级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民族独特性（相对的）出来了以后，它走上了什么样的路。从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可以看到它的原始资本。
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科学家叫英格尔哈特，他在今年5月8日去世了。他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全世界各地搜罗人们的政治态度，然后将这些调查数据变成图表。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都可以查阅，每个国家哪年到哪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如果我们谈国民性问题的话，它实际上并不是一元的：一国的国民性和政治态度，政治文化里边有好多突出的点。比如说你愿不愿意服从、你愿不愿意参与等这些问题一一罗列，中国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就画出一个图形来。你会发现，好多在理论上很可能有冲突的点，在一个民族身上都是突出的，并不是单纯的奴性和公民性两极就足以概括一个民族的国民性。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个体来讲，还是从群体来讲，人性其实一直都很复杂，里边的元素很多，一直在变化。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时代，它能把好的品质激发出来，坏制度就很容易把人心的恶激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