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I型胶原交联C-末端肽反映骨吸收的作用进行了一些临床研究。50～79岁女性CTX-1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女性，与BMD呈负相关[9]。一些研究发现，在骨密度水平相近的老年骨质疏松患者中，髋部脆性骨折患者的血清CTX水平达到或超过正常值上限，高于对照组，可能独立预示髋部脆性骨折风险的增加[11-12]。I型胶原交联C-末端肽是反映骨吸收的重要骨代谢指标，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胶原降解标志物，与骨吸收程度密切相关，检测血清CTX水平可以预测骨转换的活跃程度，并作为临床评估骨转换相关骨代谢疾病的重要参考指标。推荐空腹血清CTX作为反映骨吸收敏感性较高的标志物[6]。
血清I型胶原交联C-末端肽（β-CTX）检测的参考范围，女性绝经前：均值0.299 ng/mL，女性绝经后：均值0.556 ng/mL，男性30～50岁：均值0.3ng/mL，男性50～70岁：均值0.304 ng/mL，男性＞70岁：均值0.394 ng/mL（电化学发光法Cobase）[1]。
三、P1NP、β-CTX在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1.预测绝经后女性骨量丢失的情况：绝经后女性中，骨转换标志物的浓度与骨质流失速度呈正相关关系[13]。骨转换标志物水平的增加反映了小梁骨与皮质骨的骨丢失情况，这与CT扫描结果一致[14]。通过一段时间内观察骨转换标志物的变化情况，可以进一步判断骨丢失的情况[13]。
2.预测骨质疏松骨折风险：大多数研究指出，骨转换标志物水平越高，骨折风险越高[15]。此外，在调整了绝经后女性的BMD后，这种趋势依然很明显[15,16]。在绝经后女性中，高骨转换标志物浓度与骨折风险增加之间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椎体骨折与和髋部骨折，而与其他部位骨折风险的一致性较低[15,16]。此外，骨转换标志物预测短期骨折风险的价值高于长期骨折风险（5-7年）[17,18]。
3.评估对抗骨质疏松治疗药物的反应：（1）双膦酸盐类药物：双膦酸盐类药物被广泛用于抗骨质疏松治疗。治疗8周后，骨吸收标记物被抑制，而26周后，骨形成标记物被最大程度地抑制。研究指出，双膦酸盐药物治疗后，β-CTX下降程度越多，椎体骨折风险下降的程度就越多[19,20]。血清CTX-1水平下降超过30%，骨折风险明显下降[21]。在绝经后骨量低的女性中，静脉注射双膦酸盐可使骨转换标志物的下降速度最快[22]。在HORIZON对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的研究中，当每年给予5mg唑来膦酸，连续治疗6年，血清CTX-I和PINP持续被抑制[23]。此外，PINP的降低越大，也预示着椎体骨折风险的降低就越大[24]。一些国家已将骨转换标志物纳入其监测双膦酸盐治疗反应的指南[25,26]。IOF和欧洲钙化组织协会（ECTS）已经提出，骨转换标志物可用于鉴别是否坚持口服双膦酸盐治疗[27]。（2）地舒单抗：抗吸收药物地舒单抗是一种针对RANKL的人源单克隆抗体。在使用地舒单抗的一天内，骨吸收标志物（如CTX-I）就可以下降到几乎不可检测的水平。在一项临床试验中，经地舒单抗治疗的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血清CTX-I值与安慰剂治疗的患者血清CTX-I值没有重叠,而骨形成（PINP）对地舒单抗的反应较慢，在3~6个月后达到最低点[28]。绝经后患有骨质疏松的妇女使用地舒单抗治疗，血清CTX-I和PINP的水平下降[29]。但是一旦停用地舒单抗治疗，骨转化标志物β-CTX就会升高[30]。而且许多研究也显示，与未经治疗或是接受双膦酸盐治疗的绝经后女性相比，应用地舒单抗的患者骨转换指标下降幅度更大[31,32]。（3）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雷洛昔芬是一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在许多发达国家被批准用于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这类药物也可以使得骨转换标志物水平下降，但是雷洛昔芬下降骨转换标志物的程度弱于双膦酸盐[33]，因此，可以应用P1NP、β-CTX监测治疗反应性。在低骨量的绝经后女性中，雷洛昔芬可以使CTX-1和P1NP至少分别下降60%与65%[34]。（4）特立帕肽：作为目前临床上唯一的促骨形成药物特立帕肽，P1NP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药物反应监测指标。有一小部分患者应用特立帕肽治疗后，血清P1NP变化程度＜10ug/l，因而对于骨转换标志物P1NP的监测可以发现对特立帕肽治疗无应答的患者。基线时较低的P1NP、β-CTX水平与特立帕肽治疗后治疗应答差相关[35]。骨转换标志物的变化早于骨密度的变化[36]，因而可以更好的监测治疗反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