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又多次随队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篮球赛，最远的一次甚至到了距校40多里远的兄弟学校参赛。不会骑自行车的我，是被队友轮流带到比赛场地去的，也就是在那次激烈的比赛对抗中，我的下巴颏被对手撞破，当时就血流如注，下场包扎好后，在下午的比赛中照常出场，并且还有不错的表现。
这两年，勤工俭学的任务照样有。除了拔草之外，一天学校突然宣布每个学生要上交100个酒瓶。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啤酒尚未流行，婚丧嫁娶，人们喝的是白酒，像蓬莱仙酒、凌云大曲等白酒，还是人们用地瓜干、高粱等粮食到酒厂兑换的散酒，家中存酒瓶的，也是凤毛麟角，因此，要收够100个酒瓶，还是相当困难的。
没办法，中午回家之后，先把街坊邻右的酒瓶搜刮一遍，还是差的太多。想起姥爷、大舅平日里爱喝两口，于是就推上小推车，步行六七里，来到姥爷家，让小舅帮忙收。忙了一下午，几乎把姥爷村的几十户人家走了一个遍，总算完成得差不多了。回家路上，坡陡路长，小舅不放心，硬是把车推到了坡顶，小舅还要再送，我死活不肯，一个人推着满满两筐酒瓶，一路歪歪扭扭地推回了家，总算完成了这次勤工俭学任务。
这期间，难忘的人是我七年级时的班主任王法孔老师，他不仅语文教得好，而且人也阳光善良，颇有音乐天赋，唱歌、跳舞、乐器伴奏样样精通。学校组织的合唱比赛，我们班总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名。可惜的是，王老师后来得了肝病，四十多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还值得一提的事是在六年级时，我们开始上英语课，开天辟地的头一次，让我们很是兴奋。教我们英语的是景老师，高大帅气，当时也没有成婚，待我们像兄弟一样。我们从字母A B C开始，进而学习单词，bike car plane horse……然后学习一些简单的句子，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晚自习时，景老师就把他的“宝贝”—留声机搬进教室，手摇上满弦，放上胶片，我们就跟着胶片学发音，读课文，常常是一节课还没上完，留声机就没有弦了，进而发出拖音拉嗓的颤音，引起我们一阵阵哄笑。
两年的走读生活随着八年级考入公社重点而结束，也开启了一生难忘的炼狱时刻。
早晨五点起床，跑操，早自习，早饭，上午四节课，午饭，下午三节课，晚饭，晚自习两节课，洗漱，熄灯休息。教师轮流上课，学生没有自由活动时间，几近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毫无人生快乐而言。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班级内不断有学生转进转出，新来的学生，还没等你知道他（她）姓什名谁，就从班级里消失了。周五傍晚放学回家，周日下午就得返校，在家这段时间里，还有你写也写不完的作业。周日返校，那沉重的脚步声，至今还回响在心头。
好在苦尽甘来，1982年，我考入了高中。
那年芳华——高中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高中时期的录取通知书：报到班级，82级8班；报到时间，1982年8月28日。通篇5个8，也是自那天起，我成了一名高中生，也开启了自己的芳华时代。
记得我们82级共招8个班，外加一个体育班和一个艺术班。开学后，我们这些刚从没日没夜紧张备考的苦海里上岸的新生们便开启了自己的疯玩模式。尤其是周末，虽然不能回家，但教室前后的空地上、操场上到处都是打篮球、打排球、做游戏的同学。还有些胆大的，趁班主任不在，便三三两两结伙上街，洗洗澡，看看录像。那时节港台录制的武打录像片风靡一时，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录像厅比比皆是，而且白天晚上连轴放映，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大呼过瘾。学校虽三令五申不允许看，但也是屡禁不止，没法子，惹得时任校长都亲自到录像厅门口去抓现行。
高中阶段不开设音乐课，即便如此，高高的围墙也没能阻挡住流行音乐在校园的流行，像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校园歌曲《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外婆的澎湖湾》等。印象较深的是高一过元旦，体育班的一位男同学在班长的带领下到我们班进行慰问演出，演唱曲目就是《外婆的澎湖湾》。那富有磁性又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着实把我们震惊了。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仿佛自己就流连在基隆外海的澎湖湾畔。晚会结束，走到教室外，星星点点的夜空中又飘来了程琳的那首《酒干倘卖无》，一遍又一遍地单曲循环，让人久听不厌、回味无穷。至今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也许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缅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