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樵夫本来生活在山野，不能称之为隐居，从城中和官场退守出来才好说自已是“隐居”的。这意味着他们接触全新的“农业”领域，过躬耕自足的生活。陶渊明下乡之初，曾是小资情调的理想状态，“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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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菊，便房前屋后遍植菊花，喝酒写诗氛围都很赞。后遭遇大火，烧掉了草屋八九间，再要锄头一点一点从贫农到富农积累家产就十分艰难了，如风调雨顺，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就“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常常要靠朋友接济过日子。
嵇康的生活能力貌似强于陶渊明，他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在古代，隐居山林的生活不能只靠浪漫的想象，可能会要面对贫困交加的局面，所以对物质的需求也必须降到最低限度，让比尔·波特在专门研究中国隐士的《空谷幽兰》这样写：“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瞑之时的片刻小憩。”
青黄不接直到六十多岁，陶渊明很淡定地给自己写了挽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说明归田以来，无论贫富，他的心自始至终都是平淡自然的。
欣赏陶渊明和嵇康，因他们的气质是内在的、天生的、真诚的，胜过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多少都是作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
不隐之隐
并不是所有隐居都值得赞赏和羡慕的。
商末孤竹君遗命传位给次子叔齐，叔齐觉得理应兄长伯夷来继位才合情理，伯夷不愿违抗父命，不受，结果两兄弟以表节操都放弃了政权逃到周国。
周武王伐纣灭商，两人以食周粟为耻，只能吃野菜，又有农妇质疑他们说“你们吃的野菜也是长在周国的呀”，于是他们干脆连野菜也不采了，活活饿死在首阳山上。两人至今被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无数诗篇和传说赞之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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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之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两人不满意父亲的安排，由互相谦让变推诿；不满意商纣暴政，便逃；不满意周武王伐纣灭商，又逃，归隐纯粹是一种消极反抗，既没有领会山林生活之美，也丝毫没有解放到自己，如果把饿死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拿来做一些更为积极的事情，也不算白白浪费两条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