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糠，别说吃，听说过吗?它是一种不属于粮食范畴的食物。在中华大地上早就销声匿迹了。可它在我的心底依然存在，时时想起，久久不能忘记。因为我吃过那种苦中带有一种甜的味道，那种带有草药的气味，那种嚼在嘴里左右翻滚的沙沙声，那种闭着眼使劲也难以下咽的感觉，没有吃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
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里，枣糠，是我父母一年里的主食。难道真的一点粮食也没有吗？不是。而是放着粮食吃枣糠，为什么？
我爹是孤儿，三岁没了父亲，七岁离开母亲。在魔窟般的三叔三婶家里度过了水深火热的几年，侥幸活到十一岁，给地主家抗小活，十六岁抗大活，二十五岁用攒的血汗钱买了一点五亩地。我爹是地地地道道的农民，是黄土地最忠实的儿子。他对土地的热爱，对拥有自己一块土地的渴望是任何人都无法比的。他又起早贪黑的推土，挑水，和泥，自己盖起了没用一块砖的三间土房。二十八岁和我母亲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我娘的陪伴，一定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心更足了，它像一列开足马力的火车，咆哮着奔向他人生的辉煌站点——多买地
我爹我娘可真是老天特意安排的志同道合的般配夫妻，虽然我娘小十二岁，但是在勤俭持家吃苦耐劳，从牙缝里省粮食买地的问题上，观点是那样的一致，意见是那样的统一。
那时候买地大部分是用粮食交易。一亩地需要十几斗小麦（一斗四十斤）那时候靠天种地，风调雨顺的年景，小麦亩产一百多斤，玉米二百多斤。要买一亩地我爹我娘只能一点一点的攒粮食，每年麦秋大秋打下粮食留足种子，剩下的大部分存起来，攒着，不能动。留下的粮食只够吃半年的，那半年怎么办？吃枣糠。一年到头只有年三十中午及两顿饺子是纯面的。
枣糠，是把煮熟了的干枣倒进成糠的簸箩里，用手搅拌，同时把枣捏碎，把枣核去掉。一百斤糠，十多斤枣。糠，就是小米的外壳，它本不属于食物。那时主要喂猪，不加点粮食猪都不吃。不知道哪年哪月，我们的哪位祖先发明了这位食材。到了我父母这里，更是运用和发挥的淋漓尽致。一年制做两年枣糠，春天一次，冬初一次。枣糠晒干了，在碾子上轧碎了，存在陶制的毛罐里。吃的时候掺上点玉米面，在箅子上蒸，熟了当干粮吃。到解放时，我爹我娘用吃枣糠剩省下的粮食买了六亩地。
解放了，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了，就没有必要再千方百计的省粮食，把生活降到只能活命的最低水平。只能吃纯粮食面的饼子。可我父母不是这样，还是攒粮食。屋里不存些粮食不踏实，非歹落个过得富的好名声。1958年以前我爹娘每年还要做二百多斤枣糠，我就是这时候吃了几年难吃无比的枣糠窝窝。有一次去串门儿，看见别人家大人孩子吃金黄色的纯玉米面的饼子，馋的我回家跟母亲哭闹了好几天，也无济于事。我爹有时看我咽不下枣糠，就劝我咬一口辣椒，嚼一会儿准能咽下去，他说:辣椒是送糠神。什么送糠神，辣的嘴疼，就得快点咽。我爹还鼓励我说:你咬一口饼子嚼几下就咽过了嗓子眼儿跟猪肉馒头一样了。什么好吃的歹吃的，都是在嘴里待一会儿，甭管什么，能填饱肚子就行了。话是这么说，好东西就是好吃，谁也爱吃。包括我爹娘在内，他们也不傻。他们是一家之主，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感。好年景也要按灾年景过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还是那句古训，吃不穷，喝不穷，盘算不到就受穷。我的父母遵循的是这个理。
枣糠，虽然圆了父母拥有自己土地的梦，但也给父亲的身体健康埋下隐患。使他六十多岁就得了病，基本失去劳动能力。枣糠，也给我儿时的记忆烙上火辣辣的，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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