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发是自然生成发色中最稀有的一种,在现代遗传学介入研究之前,欧洲人对红发一族形成了不少刻板印象,比如认为他们是野蛮人、疯子、女巫、性魅惑者,等等。后来,遗传学证伪了历史上许多关于红发的说法。即使是红头发的人比非红头发的人能产生更多的肾上腺素这一研究结论,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能为“红发人好勇斗狠易冲动”的民间印象提供支持,但实际上也未有直接证据证明能更快进入战斗或逃跑反应状态与犯罪结果之间有必然关联。但科学解释不是这篇文章探讨的重点,重点是我们看到“民间印象”已经切实地走进了大量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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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1)剧照。
最近的一则例子是,“哈利·波特主角团三剑客”中著名的红发小子罗恩,在三人中他的性格确实相对急躁易怒,体能亦很突出。曾有研究认为,赫敏、哈利和罗恩三人组的姓名构成分别暗示、对应他们出身自上、中、下三个社会阶层,韦斯莱家族的下位设置也确实对应了欧洲人多将色雷斯等红发族视为暴力蛮族的历史事实。
往前历数,出卖了耶稣的犹大被认为是红发人——这也被认为是后世艺术作品中红发人野蛮邪恶形象的重要文化渊源,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也会在作品内给邪恶的犹太人(比如夏洛克)设置一头红发来作为标记,《格林童话》的《坟》中把魔鬼称作“红发老魔”,福尔摩斯故事里神秘而带来危险的“红发会”;当然,艺术家们也会利用刻板印象去塑造一些红发女神,比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拉斐尔前派笔下的美人,或者有意去颠覆大众认知,比如英国国民剧《神秘博士》里智慧的时间领主、神秘的doctor(博士)每次转世都祈祷自己拥有一头红发(遗憾的是从未实现),与该剧一贯致力于打破刻板印象与歧视的人本主义情怀相契合。
玛德琳和长袜子皮皮就是在这样的文脉中拥有了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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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袜子皮皮》(1997)剧照。
除了金发,“老欧洲们”撰写的经典儿童文学里,主角最有可能顶着的就是红发,或者在主角团里我们也总能看到一个长着红发的雀斑孩子——尽管在红发比例最高的北欧和西北欧,他们也不超过人群比例的6%。儿童文学中红发孩子的高频出现当然是作者有意选择的结果。
从发色选择上,我们能看出这些人物被塑造时作者企图为他们赋予的“功能”、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某些“意义”。这是作者对读者的暗示,如果我们成长在那个经验传统中,就会更快地接收到这个信息,在故事展开前我们就大概率能猜到这两个小姑娘的基本性格特点。
萌主+团宠:糖和香料做成的玛德琳
必须承认的是,儿童文学中处处凝聚着成人的矛盾心理。诚如佩里·诺德曼所言,儿童文学是鼓励儿童读者表演特定童年版本的文学,它的基本假设是儿童与成人的精神生活各自不同,但成人似乎一定程度上又能保留并利用儿童的精神生活。
假如我们将这个看起来已经很矛盾的基本假设理解为儿童与成人的精神世界不是绝然分立而是各自特征此消彼长,从而暂时搁置矛盾,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成人对“家”的建构?为什么儿童文学的基本故事结构总是“在家-离家-回家”?最开始被设计为怪异可怕、需要离开的地方,结局时却排除了怪异元素,回归是被赞美的、被认为成熟的行为,为什么在外获得成长的儿童必须回到原来的家庭中(尽管家庭也会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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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只狗狗为何会经历四次诈骗?简单故事有不简单的逻辑法则》文中插图。(图源:启发文化)
正如我在《这两只狗狗为何会经历四次诈骗?简单故事有不简单的逻辑法则》中所说,精神分析学派猜想这种模式里隐含着成人的强迫症。成人确实真诚地希望儿童读者在一次次的重复中获得离家的乐趣,同时他们又把打发儿童离家作为一种惩罚和报复,以便将回家作为一种奖赏(按逻辑来说,离家必然包含着被贬黜的惩罚意味,否则奖赏的快乐也不成立)。
儿童文学既让儿童享受成人设想出来的离家快乐,又无法抛掉训诫儿童的念头。“它想让处于现状的儿童高兴,又想让他们对自己的快乐感到内疚;它想赞赏童年的智慧,又想用某种不同的、更好的东西来取代这种智慧”。儿童文学这一文类同时包含着保守性和激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