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有一次，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希望工程的老师到北京吃饭，节目组关注到老师们的心理落差，拍下的画面是，一位老师哭着说，这一顿饭吃了2000块，是我两年的工资，我们学生吃玉米饼和白薯，这让我很心痛。
播还是不播，会不会得罪人？
副台长沈纪抽了两根烟，才拿定主意。
因为涉及"揭黑""曝光"，很多节目做了，老有地方的人前来求情。为了切割利益，保证节目播出，《焦点访谈》制定的外出流程是，找宾馆、租车，与线人对接，尽量不惊动地方台。曾经有地方台打电话，要求取消节目，因为用了他们的摄影机，被领导斥为引狼入室，央视只好放弃播出。甚至有的地方，连拍摄素材都敢扣。最后孙玉胜定了一条规则，凡是批评、监督报道，不得与地方台合作：一是不让采访受阻，二是不把同行置于风险中。
「《焦点访谈》曝光违法乱罚」
那时，《访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国务院办公厅甚至开设《焦点访谈》督查情况反馈机制，要求对被监督事件、人员跟踪查处。一年中，就有41起被纳入该机制。
像什么商品房虚假广告《没准的承诺》，兜售假药的《洗不掉的罪恶》，这都曾引起了社会和调查部门的高度重视。
所以，后来，央视门口常有两条队伍。
一条是来告状的，一条是来求情。
方宏进作为主持之一，从来不走正门：
"不然有人直接‘砰’给你跪地上，递状子。"
《访谈》把"锋利"做到了极致，以至于敬一丹刚调去时还不习惯。当时她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某厂印错地图，一个是调查假种子，做出来都文质彬彬，过于宽和。
孙玉胜看了就说，你一定要"刚"一点。
「《焦点访谈》当年的影响力」
正是在这份锐利下，央视新闻评论部那些人，一步步探索出了更多新节目。
1996年，评论部推出《新闻调查》，比《焦点访谈》更深入、聚焦，第一期做了《宏志班》。为了这档节目，陈虻专门找来两个主持人，一个叫柴静，一个叫董倩。数年后，在《新闻调查》基础上，又做了期特别节目，名字叫《面对面》，由王志采访胡润。紧接着，李伦制片《社会记录》，节目的主编名叫王志安。为了跟其他时段的新闻区别开，李伦想找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主持人，一开始定了陶虹，最后找了个演小品的，叫阿丘。
2002年，台里想着做个年度评选，陈氓提出一个词，叫"找好人"，希望给老百姓看到崇高，让人们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念。
陈虻的原话是：
"发现这一年曾有的感动，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
这个节目，就是《感动中国》。
它和前面那些节目联系在一起，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那四个字：东方时空。
10.
当年《东方时空》那帮年轻人，虽然累、苦、没有正式身份，被视为二等公民，编片子要靠边儿站，甚至连学习观影会都一度被排斥在外，一年到头被当成"牲口"使唤，但每年有一天，他们可以扬眉吐气，当大爷。
在那天，孙玉胜要带着时间、陈虻这帮制片人，为他们端茶倒水，钱包里的钱被强行拿出来瓜分，有多少分多少，不许抱怨。
这就是评论部的年会。所有的整蛊、恶搞和"翻身农奴把歌唱"，都被允许。历史上，《访谈》的制片人孙杰，曾把发言写在卫生纸上讲话，时任副台长曾满场卖烟，卖不够数不准走，崔永元曾对着大屏幕上藏有人民币的图案问陈虻看到什么，然后调侃：
"原来陈虻的眼里只有钱。"
「年会上的白岩松」
最早的年会，是1993年中秋节，公主坟新兴宾馆，大家放音乐、跳迪斯科。年底，人多了，在钓鱼台多功能厅搞联欢会。孙克文想了一个主意，让四个子栏目选男编导跳四小天鹅，从此成为保留竞赛。
因连续在这场竞赛中失利，陈虻较真了，给毕鉴锋下死命令，要搞一个很炸的东西。
这件事一直处于半保密状态，只有几个内部参与者时不时跑去机房串联。
随后年会上，陈虻拿出了那部调侃评论部的恶搞片《粮食》，当场引起狂欢。大家忍不住看了两遍。后来，崔永元又做了个《分家在十月》。在那部恶搞片里，白岩松·斯基壮烈牺牲，死前留下不明觉厉的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