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即将到来的知青生活充满期待，安慰列车上的同伴："人就像一滴滴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
但实际上，日子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浪漫。
到了农场，他先是被安排捡粪，后又去插秧。他个子高，身材大，知青们都叫他野牛。
王小波动作笨拙，手指不灵敏，每次按秧水面都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当地人笑话他："野牛插秧厉害呀，像蛤蟆放屁。"王小波自尊受了伤害，还是咧着嘴笑。
到了后来，王小波因为个子太高，常年弯腰受了腰伤，也染上疟疾，差点丢了半条命。
他被准许卧床休息，王小波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里突然伤感起来。他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生命被剥夺了。
那段时间，他常在半夜醒来，借着月光在镜子上用蓝墨水写字，写了涂涂了写，到最后整片镜子都变成蓝色。
他在《万寿寺》里写道："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在云南插队时，王小波负责喂牛也喂猪，日子过得非常无趣。
那个年代人都被教条化，思维僵硬，逆来顺受，王小波跟他们没话可说。见惯了平庸，王小波对人的思想独立几乎不抱希望了。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那只猪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一米多高的围栏一跃而过，像山羊一样敏捷。它还跳到屋顶晒太阳，模仿拖拉机响，还学会了吹汽笛声，从不配合饲养员工作。
为此，领导们开会决定对它实行"专政"，出动了20多人带着手枪去兜捕它。猪巧妙躲闪，最后撞开一条口子，跑了。
很多年后，王小波仍旧感慨那只猪兄：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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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乡下待了两年，母亲为他争取了一个回京的机会，王小波回到北京，成了"家里蹲"。
那是1970年，回家路上他遇到一家医院。借着黎明的光看见医院门口排满了人，每个人都挎着一个篮子，里面盛着一只公鸡。
一开始，王小波以为医院倒闭了，变成了禽类加工站，结果发现排队的是来打针的——打鸡血。
那人告诉他："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鸡血会有神气的作用。"
王小波想怼回去：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但他没有，只是感觉世界太过荒唐，像在做梦。
那段时间他每天五点就会被打鸣声吵醒，醒来躺在床上，不知道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
回到北京的王小波没了户口，找不到工作。王小波觉得丢脸，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人，靠着哥哥剩下的粮票过活。
最后落户在母亲那边，山东牟平。王小波前往山东，在青虎山推猪粪。那段时间他读了很多书，有小说，也有哲学，实在没得看了连化学都看。
1975年政策松动，王小波回到北京，进工厂当了工人。
工人当了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王小波第二年去考大学。
在此之前，他只上了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早就忘光。家里人劝他：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王小波对那种寒冬腊月披着小褂的"考神"十分恐惧，执意考了理科。
后来回忆起来，王小波说："幸亏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没去考文科。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王小波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学商贸，他在大学里疯狂看书，闲暇时间还创作小说和诗歌。他把小说写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只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才可以看到。
后来通过共同朋友，这个本子传到了李银河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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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跟王小波同岁，但她上大学早，王小波读书那会儿，李银河在《光明日报》当编辑，小有名气。
一天李银河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本手抄本《绿毛水怪》，作者是王小波。李银河没听说过这个作家，感到好奇，水怪还长着绿毛？李银河读了起来，瞬间被小说中呈现的美好灵魂所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