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得差，吃得也不好。
出身上海小康家庭，在爸妈宠爱中长大的樊锦诗，到了敦煌才知道世上还有人一天只吃两顿饭。
而就算两顿，配菜也是永远的 " 老三片 "，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撒点盐和团面，蒸熟就已经是一顿美餐。
而又因为只有盐碱水，烧开也是苦的，玻璃杯上没几天就会结出白色的碱印。
生活环境差，工作条件就更恶劣了。
由于洞窟都在崖壁上，那时候还没现在的外部建筑，敦煌考古人就因地制宜做了一个蜈蚣梯。
顾名思义，就是在一根长的杨木椽子上，每隔 30 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
因为害怕爬蜈蚣梯，樊锦诗每天只好揣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然后一待就是一整天。
果然，恶劣的生活环境使樊锦诗开始水土不服，又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实习不得不提前结束。
临走前樊锦诗心想：" 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然而，大四毕业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大点名要之前去的四个实习生。
还没等樊锦诗犹豫，父亲急坏了，他写了一份厚厚的请求信让樊锦诗交给老师，想申请给她换个地方。
樊锦诗一想，犟起了脾气，既然说了服从分配，为什么又要搬出家人来为自己阻拦？
于是她截下了信，决定再度前往莫高窟。
而这一往，就工作到了现在。
自然，樊锦诗在这数十年里也想过离开。
但这期间的离开原因并非是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而是家庭因素。
而这也和身体素质一样，是很多女性在职场生涯受限的原因之一。
樊锦诗的解决方案并不精妙，却同样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在大学认识的，虽然对方话不多，却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生。
发现樊锦诗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彭金章就每天都帮她占一个身旁的座位。
看到樊锦诗常常带着一条手绢，也买一条送给她。
一来二去，两个人也就知道了彼此的心意。
大学毕业后，二人也响应号召，各自奔赴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一个去往西北荒漠研究石窟保护，一个去往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
但这一分，就是天南地北双飞客，再见不知是何时。
1965 年秋天，彭金章主动赶往敦煌找到樊锦诗。
二个人许久未见，再次无话不谈，但唯有彼此的未来，谁都不敢提及。
直到临别的时候，彭金章突然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说了一句：" 我等着你 ……"
樊锦诗哭了，也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
之后，彭金章还是一有时间就前往莫高窟看望樊锦诗。
虽然在西北风沙的摧残下，樊锦诗变土了，变糙了，长发也为了方便剪短了。
但不变的，还是彭金章喜欢的爽朗笑容。
1967 年，樊锦诗借探亲假前往武大和彭金章在宿舍草草举办了个婚礼。
樊锦诗答应彭金章，等处理完手边的工作就到武汉和他生活。
然而没过多久，文革爆发了，樊锦诗就这么被迫留在敦煌。
可彼此的思念或许可以靠书信疏解，下一代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1968 年，樊锦诗怀孕了。
原计划在武汉生产，结果革委会不批假，最后只能落胎在敦煌。
等彭金章接到电报，挑着两大筐吃用，转五趟车赶到病房时，孩子正被赤身裸体裹在樊锦诗的 " 棉猴 " 里。
看到彭金章的那一刻，樊锦诗人生第一次放声大哭。
可即便如此，彭金章才待了十多天，就被喊回武汉工作。
敦煌找不到保姆，樊锦诗平时上班就只能把孩子捆在襁褓里。
下班远远能听到孩子哭声，她心里还踏实一些；要是没听到反而害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