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京现代舞团已经欠了半年房租，每月房租加上水电是6万元，5月以后每月无法发工资，仅交社保每月也要3.8万元。如果4个月后都没有转机，舞团可能连舞者们的社保也无力支付。
北京现代舞团日常训练图 受访者提供
舞团要解散吗？如果不解散，怎么活下去？
高艳津子把决定权交给每一位成员：“第一，如果演员们有好的归处，那祝福你们能够更好；第二，如果知悉舞团面临林林总总的困难，你不愿意走，愿意跟舞团在一起，我不会让任何人离开。我们一起想办法。”高艳津子知道，很多演员都是北漂，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很高，一直带着对舞蹈的热爱和理想坚守着。
结果让高艳津子意外，每个演员都说不走。“那我就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愿意同舟共济，北京现代舞团不解散。”她对演员们说，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生存的条件，但我们不会失去的是舞蹈的能力。
经费！经费！
《消失》从概念设想到最终演出，跨越了疫情这三年。
创作时间线应追溯到2020年1月29日，武汉的疫情突发，侯莹从人类与疫情的对抗中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带着面罩，与自己博弈、与病毒博弈、与未知博弈。于是，侯莹想在现代舞中加入击剑元素，体现出抗衡与攻守，她选用了击剑作为舞台造型，“它是保护外衣，两个人面对面戴着头盔无法看到对方的脸——他们在认真对刺”。
侯莹舞团的舞者们正排练《消失》，将现代舞和击剑相结合图 受访者提供
《消失》仅创作、招募舞者、编舞和排练就花了整整1年，还邀请了原北京击剑队女子佩剑主教练田雨川和国家一级裁判梁佳月为舞者们作了长达半年的专业击剑训练。每一个动作——伸刺进攻、回旋防守、跃步弓步，舞者们都反复练习过千百遍。
2021年，侯莹舞团的重心都是为了完成《消失》这个作品，期间因为经费不足，预计半年的排练时间也不得不压缩。等到编舞逐渐成熟，2021年6月，侯莹开始寻找资金。
上海国际艺术节最早抛出了橄榄枝，同意委约侯莹舞团，届时《消失》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侯莹为此制定了一个150万元的方案，但后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按照规定只能给到团队总经费的1/5，即30万元，且前期只能给15万元，等作品结项后付剩余的15万元。启动仅15万元，完全无法覆盖人工、场地、音乐制作等所有成本，侯莹反复评估，还是做不了。
但侯莹不甘心，她带着制作人在上海到处找钱。幸运的是，McaM明当代美术馆同意提供20万元的创作资金。
尽管如此，侯莹前期测算的整个作品的成本是70多万元，包括训练3-6个月的演员成本、制作成本、服装造型、设计、音乐等，都是实打实需要预支投入的。拿着35万元的启动资金，侯莹只能一点点压缩支出，除了排练时间砍半，灯光、舞美、服装、音乐的费用也被压到低得不能再低。设计师告诉侯莹，他们跟着她是做艺术，知道舞团赚不了什么钱，只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制作费不要砍，也就是先保证团队的几个舞者工资和制作费用。
几个月排练下来，舞团仅能给灯光师支付1万元，且是演完以后才给。服装师也知道经费捉襟见肘，都要求优先保证制作费，到了节目演出还自费到上海观看。音乐制作费极少，编舞费甚至一分都没有。
即便如此“抠门”，经费仍然不足，撑到去年9月，侯莹最终向姐姐和朋友开口，借了20多万元。
侯莹说自己向来是傲气的，不会轻易向家人要钱，她此前也从没因为舞团的事情让家人太担心。在2020年以前，尽管舞团不大，但仍然能盈余，能支付演员工资，有自己的排练厅，甚至有点钱能到世界各地做些交流。
侯莹的妈妈了解女儿的性格，知道她不到关键时刻不会跟家人开口。“这两年妈妈老担心我又没钱了，让我赶紧给演员发工资。我一直说不需要家里资助，因为一个良性的机构本就不应该靠家人输血来维持运作”。
也恰在去年3月，侯莹的父亲身体状况渐差；到了年中，在她出发到上海筹钱的那一周，父亲突然病重，侯莹没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直到现在，侯莹还在懊悔，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半年，“我应该停一下工作，好好照顾他，也许他不会走这么快”。
疫情两年多，舞团经济上的困难，让侯莹的妈妈意识到女儿坚持艺术之路的艰辛，“总是告诉我，太辛苦就不要做了，做几年就行了”，但到了今年五一假期前，妈妈还是会特意叮嘱她，快过节了，一定要先给孩子们（舞者）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