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必要
4月29日,作家洪晃在其视频号上发布了一个关于陶身体剧场的视频,称陶身体剧场一直是她最爱的中国当代舞团,因为他们跳的是中国的现代舞,展现的是中国人身体的美和力量。视频最后,洪晃一度哽咽,“这一刻我多么希望我是个有钱人,可惜啊,我无力回天”。
当天,北京现代舞团也因演出取消正决定是否解散,洪晃对高艳津子说,“你们太难了”,“你们这个专业太悲壮了”。
高艳津子知道洪晃多年来经常给予舞团支持,“洪晃知道现代舞于中国、于这个时代,甚至代表国家在国际上的价值”。很多人不了解,觉得现代舞很小众,只是舞蹈的一个门类,但现代舞既是舞蹈,又是当代艺术里面的身体艺术,是舞蹈里唯一可以向当代艺术跨界的一个种类。
两年多来,包括侯莹舞团、高艳津子、陶身体剧场等多个团体,都经历过疫情暂停了一切文艺活动的惊魂不定。
4月2日,侯莹和广州大剧院合作的原创现代舞剧场作品《元·22》首演,实际上,从3月30日开始,广州陆续发生多起疫情,对演出是否如期进行,侯莹和广州大剧院方都曾迟疑过。最后,是广州大剧院方决定,不取消、不延期,在做好防疫工作后,“出了问题我们承担责任”,把演出保下了。
演出前,广州大剧院把各类海报搬到户外,保安兴奋地告诉侯莹,“终于有演出了”。在此之前,广州大剧院也暂停了近一个月。结束后,数十家媒体进行报道,“我到处筹钱,想争取把《消失》做出来的动力还在这里:我希望让行业看到好消息,这两年对行业打击太大了。《消失》最终决定延期到6月1日”。
《三更雨·愿》延期到5月底,这给北京现代舞团带来的损失包括所有排练成本,大概是8-10万元。舞团分文未进,但员工工资每天都得照发,租金照给。如果能顺利演出的话,至少5月份的工资能支付,演员能交得起房租。
侯莹不想主动让跟随多年的舞者离开,解决办法是所有人取消全职,这是一种无奈的保全。例如3月份巡演期间,舞团保持着长时间排练,又在创作新作品,当月工资能提高一点,“孩子们、舞者们很体谅我,他们都不给我压力,跟我说:老师,不行就算了”。
放弃很容易,但侯莹不想放弃所有人的付出,3年来也沉淀出了不错的作品,就差一个舞台,她想挣扎最后一次,呼吁社会关注民营艺术团体的生存困境。
北京现代舞团经历过5年没有固定排练场所的生活,高艳津子称之为吉普赛舞团的游牧状态,一会去健身房,一会去某个暂时没有演出的剧场,或去某个剧院的大堂。实在没有地方了,就到路边,或者到山里。这种漂泊的状态,让舞团全员身心都有些不稳定,太多的焦虑不在创作上,而是在怎么维持工作的状态,“演员们也会很不稳定,完成了一场演出后,遇到现实问题可能会选择离开”,高艳津子近几年最大的遗憾,是流失了太多有天赋的舞者。
有一次,一个舞者在排练休息期间接了个电话,随后就坐在地上痛哭起来。高艳津子后来才知道,那是舞者的妈妈打来的,妈妈问:你还要跳多久啊?如果我犯心脏病进了手术室,你能给我交手术费吗?
怎么定义“非必要”呢?等疫情消失,流失的舞者们就能回来吗?除了柴米油盐,精神生活难道就不重要了吗?侯莹连抛出了数个疑问。
在侯莹看来,现代舞是一种可以拓宽思考维度的艺术,它不是限定、教导观众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是给观众看教科书,每个人可以结合自己的阅历去理解舞蹈,它提倡的是自由、开放。
5月7日下午,侯莹舞团的舞者牛洁轻轻把杨絮兜进簸箕,放在一边,并不急着倒掉。尽管舞团已经取消全职制,但她仍然把房子租在通州的排练室附近,为的是多一点跳舞的时间。
牛洁看着杨絮,像飘零的自己,也像受疫情影响两年艰难经营中的舞团,都不知道下一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