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原本侯莹舞团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窘迫，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让舞团雪上加霜——去年10月底首演结束后，因舞团无法提供上海艺术节要求的120万元发票，以致尾款15万元最终无法结算。但前期的训练制作成本等都已预付，项目演出箭在弦上，侯莹不得已才向家人借钱。
作为联合制作方，McaM明当代美术馆把第二年经费提前预支给《消失》，为作品创作提供了资金，这需要舞团置换一部分票房，例如2022年巡演第2-4场演出收入10%作为回馈。
如今，受各地疫情影响，上半年安排的在北京清华、天桥艺术中心，珠海大剧院以及杭州的演出已经全部取消，下半年的排期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怎么偿还这部分资金仍是舞团当前的一大难题。
2021年10月，侯莹舞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完成《消失》的首演图 受访者提供
预收款生变故，导致经费被砍，不只是侯莹舞团的遭遇，高艳津子所在的北京现代舞团也因为申请的创作基金费用被砍，加剧了经营压力，走向濒临解散的局面，“如果不扣的话，我们的钱用得很省，现在场租欠30多万元，再把大家的工资和社保压到底，我们还能支撑过下半年，还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脆弱的运转
几个月来，舞者们常常从城区到通州排练，往返四个小时，每天都披星戴月。每月几千元，因为停演甚至还要继续减，“是什么吸引他们到这里来？”说到这里，侯莹低下了头。
知道舞者们有多难，尽管他们不计较，侯莹还是忍不住想：“这几年我也非常愧疚和遗憾，如果能够多给舞者们一点钱、或者保证演出，该多好，可以保证他们在舞团专注排练，不用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们非常想跟着我，但我没有办法给到他们保证”。
疫情带给艺术团体的冲击，不仅仅在一个编导、一个舞者甚至一个舞团。一场演出，需要有舞台场地，剧院剧场先得活下去；其次是舞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括运营经理、市场经理、演出舞者、制作团队、行政人员，即使是一个人独舞，也需要齐集6方，就像工厂链条，需要完整的生态。
行业内较一致认为现代舞在中国真正开始代际发展，应从改革开放后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舞蹈大赛”（1980年）算起，现在仍处在“不惑之年”，而国外的现代舞发展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在国外游历十余年的侯莹介绍，许多国家有着比较健全的培育艺术团体的体系，比如有大小不一的国家基金等，不一定是国家财政的钱，而是一些大的企业家通过捐赠，定向用于支持艺术、公益、教育的基金，政府相应地给部分企业减税免税，以此建立大大小小的基金，这种艺术基金可以覆盖对大中小团体的支持，不同规模团体不存在竞争关系，这笔钱，可供艺术团体创作、编舞和排练，甚至还能交房租。
侯莹认为，基金并不需要提供太大金额的补助，但要有持续性，且尽量让各类群体得到相应的支持，即使遇到经济不太好的阶段，只要基金还在，艺术还能存活，渡过周期。
国外艺术团体的收入来源中，票房约仅占1/3，制作费、场租、员工工资一般能被基金和补助覆盖。“目前国内，民营艺术团体主要靠演出票房，优势是市场广阔，劣势是有一点风吹草动，许多团体瞬间被击垮”。
此外，在许多国家，现代舞艺术团体属于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待遇，但国内的民营艺术团体需和所有企业一样缴税。
“这么多年，中国现代舞是纯靠市场的繁荣发展起来的，舞团活下来是靠多年来一点一滴的培育和熏陶，大众产生了对现代舞的需求，最终促进艺术的繁荣。”侯莹认为，受众是水，对艺术的理解和热爱是全然自发的，每个个体想要体会艺术、人文，去感受美，去提升自己，而不仅仅满足于温饱。
某种程度上，艺术是拯救人类心灵的。即使到今天，侯莹也坚信，艺术的载体——舞团们可能会消失，短期内可能比较难产出更多优秀作品，但艺术本身不会因为眼前的困难消亡。
高艳津子表演作品《二十四节气》 图 受访者提供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站到舞台上，高艳津子就让舞者们转战线上，每天定期做非盈利的直播，舞者被隔离在家没关系，只要有一点点空间，仍然可以带动专业舞者、热爱舞蹈的年轻人甚至毫无基础的老人、小孩一起舞动。“疫情之下，很多人的身心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但通过直播，舞者和受众们都能得到启发，缓解内心的部分焦虑和身体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