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很多人会对妖怪留下这样的印象，张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孔子所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成为后世许多人批判妖怪时高举的一面旗帜，认为连孔子觉得这些都是荒诞不经、腐朽、落后的东西。事实果真如此吗？
作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为人刚强猛烈，武艺高超。子路曾经十分瞧不起孔子的学说，屡次三番凌暴孔子。孔子不急不恼，通过礼乐仪式来慢慢引导，后来，子路心甘情愿拜入孔子的门下。关于鬼神之事的问答，就发生于子路与孔子之间。师徒二人的这段对话很有名，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儒家实用、理性的作风。
在这里，张云认为，孔子不主动谈妖怪不是排斥，是注重对人世的关注。孔子虽然不主动谈妖说怪，但并没有排斥否定，他认为怪力乱神历史悠久，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进行实践性研究，也无法彻底讲明，所以存而不论。因此，后世文人说孔子认为妖怪是封建迷信，其实是一种误解。
张云从自身的成长经历说起，出生于皖北农村的他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大多是乡间怪谈，这些怪谈往往带有神性、巫性，通过妖怪的故事，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
一次，张云的爷爷在讲完一个妖怪故事后，感概说：“哪里是说怪哩，分明是人。”这句话给张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从中国古代到现在，写妖怪从来不单单只是写妖怪，而是为了告诉人们其背后的道理。
中国的妖怪文化非常久远，自远古先民的血液中一直流传至今。从《白泽图》《山海经》《搜神记》《玄怪录》到《聊斋》《阅微草堂笔记》等，关于妖怪的记载，横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也难怪张云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唯一一个妖怪文化没有中断过的国度。
为什么妖怪会产生？在张云看来，人类童年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类认知有限，在对大自然的探索之中，蕴藏着危险以及种种不确定性，所以对这些未知之物的认识和相应的应对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
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划九州，铸九鼎，从此九州、九鼎成了中国的象征。九鼎除了是王权的象征，还有个重要用途，就是“象物”。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大禹收九牧之金而铸鼎，刻画百物图像以向民众传递物怪的祸福性质等知识，而能使民众在藏疾纳污的山林川泽中不惧魑魅魍魉等物怪。魑魅魍魉，代指的正是妖精鬼怪。张云说，妖怪对于古人而言并非虚幻，而是实实在在之物。某种意义上说，拥有识别未知之物并应对的知识，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当时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从更深层次来说，张云表示，妖怪并不是简单的封建迷信，而是社会状态、人类心理、文明衍化之映射。妖怪，存在于人心和世界的缝隙之中，人妖共存，有人的地方才有妖。因为妖怪，只存在于人的头脑、意识之中，反映的是人的深层次精神世界。中国的妖怪文化，记录着社会变迁、先人对于世界的探索和想象，是自身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存状态的综合展现。在张云看来，这正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妖怪就是封建迷信。
宋代著有四百二十卷《夷坚志》的洪迈是张云非常喜欢的治妖作家，他在《夷坚志序》中的一段话在张云看来非常有趣：“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故以《列子》夷坚事为名。”
洪迈对于妖怪有着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他认为“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认为妖怪的特点就是奇异怪异，没必要对其内容妄加指责，并指出“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鬼谷子之《博异》、《河东之纪》、《宣世之志》、《稽神录》，皆不能无寓言其间。”
张云指出，洪迈用“寓言其间”四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妖怪的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妖怪和妖怪文化，不能简单、粗暴、片面地以封建迷信、糟粕看待，而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加以认识和研究。因为中国的妖怪和妖怪文化，自古以来，就被当成是一面镜子，一面反映社会现实、寄托理想信仰、记录历史变迁、包含思考劝解的镜子。
从这个角度而言，妖怪的背后，是中国人历史、文化、宗教、思想、风俗等多方面的交融，是“人的学问”。在这里，张云非常认同日本妖怪研究专家小松和彦教授所说：“通过妖怪的研究，探究日本社会文化和宇宙观的变迁史，揭示出背后不变的日本人的固有信仰，以及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精神结构。”这句话显然可以沿用到中国妖怪身上，通过考察妖怪文化，来探寻人类的精神历史和内心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