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住院后先是做了常规消炎，但没有没明显的指标变化，而血常规里的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很高，再加上吃前吃过鱼生的事情引起了他的警觉。
所以他立马通知了也同样吃过的我，微信刚说完，瞬间我右下腹也开始疼了起来，判断不了是我本来的胆管炎犯了，还是我也中招了......
他的一起同去的老婆也开始疼了，我们就像被集体诅咒了一样。
我们把顾虑告诉了顺德老饕，他耸耸肩表示顺德猛男身体毫无异样，黑线的我和朋友开始碰头分析可能的原因。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初步假设，如果是寄生虫应该是华支睾吸虫，这是最典型的食用淡水鱼可能会有的寄生虫，并且主要寄生位置就是我们现在难受的肝部。
上网搜索一看，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我们正好对照了一下症状。看完一圈我们也觉得跑不掉了。
我们后来一致认为，寄生虫肯定是和等待发射指令广播的战略核潜艇一样，你本来没感觉，突然就开始认真行动。静若处子动如脱兔。
朋友也十分焦虑，好在我们别的不会，搜索引擎用得溜，自行用谷歌学术看了一番论文后，他又亲切地和我分享了为啥这虫子会让肚子疼。
原来，和想象中迷你的寄生虫或者细胞大小的原虫不同，肝吸虫个头还不小，大概两三个米粒大，形状扁扁的。一种说法是，如果它活跃起来，在你的胆管里进进出出来回抽插，容易把屎里的细菌感染到胆管里，这时候就发炎了。
后面查阅资料发现，肝吸虫容易并发细菌感染的原因主要在于：部分阻塞胆管，胆汁淤积，所谓流水不腐，一旦阻塞就易滋生细菌。也有说法是肝吸虫本身就携带病原菌，造成感染。
而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做胆囊手术时，肝吸虫可能还会顺着引流的管子爬出来。
到了这种时候，本来带头冲锋的我陷入了无限的焦虑，本来人设是为了美食无所畏惧，没想到怂逼竟是我自己。
这时候才发现他去的医院是没有寄生虫病的检测手段的。而且，不仅这里没有，全上海也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位于瑞金医院隔壁的中科院热带病研究所，圈子里人简称上海所，另一个可以检查的地方在北京，是国家所。（注：目前还是有一些科研机构可以检测的，只是很少为人知。）
远程观察的我感觉虫子活动更剧烈的了一些，我是不是也真的被感染了？
这时候，朋友就在医生建议下住院治疗了。
说是住院，其实只是需要吃药，也就是针对肝吸虫的特效药吡喹酮，这个药甚至可以网购，但是服用剂量十分巨大。
比如我是 75 千克，那就要一共吃 78 片，分 3 天九次，需要每顿 9 片。吃药片和吃饭一样了。
治疗这块要非常谨慎，如果寄生虫量很大，副作用还是有点大，说白了就是在和虫子用焦土战术在拼命，同等剂量下你没被毒死，虫子死了，你就赢了。
如果是后期，会有大量虫体死亡，虫尸会释放很多的过敏物质，也可能引起炎症风暴引发休克。
万事具备，他在医生监督下购买了药物。三天之后好转是立竿见影的，朋友很快就出院了。但远在太原围观的我已经慌成了麻花，不是当年那个美食家了。
朋友在上海住院的同时，惶惶不安的我咨询了本地医科大学教授和山西传染病医院的医生，他们对我的情况也产生了好奇。
尽管他们也帮我询问了包括省疾控中心在内山西全部相关机构，但却发现全省没有任何的地方有肝吸虫的血清抗体检测手段。
于是给我的建议是，只能先化验血常规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幸运的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我该项指标正常。
但这给我的安慰并不长，因为朋友的老婆血液检测的结果也同样正常，可寄生虫感染还是阳性。
“救命我要死了！”我和女朋友说。
“你快去看啊。”她一如既往的淡定。
天呐，我一定被感染了！
在朋友妻子也在上海住院后，我的精神压力达到了一个峰值，开始非常焦虑地反复问朋友们看诊的流程。
搜索后，距离太原最近的寄生虫权威机构，是在北京的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但疫情期间的特殊时期，进京实在困难。稍加思索，决定还是延续朋友的经验，赶紧前往上海热带病研究所检测。
于是在一个周四早上，我直飞上海。一落地直奔瑞金医院。
第一步要先去瑞金医院的感染科挂号，这里是一个单独的楼，非常严格遵守感染科和院主体分离的规定。
第二步是抽血，以及开一个去热带病所的处方，之后只要把血样送过去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