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120延误事故背后，是在中国被忽视了30年的院前急救
近日，一位河南大学女生的死亡引发了这个国家对120急救系统的反思。
在家人公开的女孩生前拨打的最后一个电话——120急救电话的录音中，寻求救助的女孩不停地描述自己的头疼，并试图在提供了自己的学校和宿舍的信息后，继续按照电话那头的要求描述自己的详细地址。整个过程持续了8分钟，然而，对于脑血管疾病发病期病人，那是个过于艰难的任务，她没能成功。在电话的末尾，女孩再无声息，等到舍友回到宿舍，她已失去意识。
致命电话后接近两小时，由室友帮叫的救护车终于来了，女孩被送往医院，然而，挽救生命的时机已逝，最终，她因脑出血去世。
之后沸腾的网络舆论下，5名与120急救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被问责。其中，接听女孩电话的调度员因“业务不熟练，对急诊患者病情研判有误，调度用语不规范，对急症报诊敏感性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方法单一”而被开除。
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不熟练”、“不规范”、“能力不足”的调度员会被放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上，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复杂与无奈——作为一个长期亏损的公益性部门，它需要专业人才，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薪酬和晋升体系；它如此重要，却常年缺乏法律保障，只能作为卫生系统中一个不受待见又无从安放的边缘部门存在着。
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却未受过医学训练
“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这句简单的话却并不足以概括调度员岗位的复杂性。
在“院前急救-急诊室急救- ICU救治”整套急救医疗服务系统最前端的，便是受理调派救护车的120急救热线。
从急救数据中，你会发现，调度员最常规的工作并非“救命”而是甄别。
2018年底，江苏省常州市曾公布过当地全年的急救数据：在全年225089个接警电话中，有效电话54562个，仅占总数的24%，而最终出车35036次，救治病人34031例，约占接警总数的15%。
在早期“有电话必受理、有呼救必派车”的调度原则要求下，调度员工作并不具有严格的医学属性，而是更偏偏向于“接线员”，接警后收集好患者的状况、病情、姓名、电话号码、位置等资料并派出救护车即可。
梳理多地调度员招聘要求，八点健闻发现，对调度员这个职业的顶格要求是护理背景或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大部分招聘并未要求应聘者需要具有医师资格。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调度员并非医护，他们只是属于医务系统。且非医学背景人士经形式不一的培训后加入急救调度队伍的情况，在这个行业中，并不鲜见。
与这项要求相匹配的是，调度员虽也是24小时2-3班倒，但并不与医护系统共享薪酬机制，行业整体待遇不高，月薪多在2000-5000元不等。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往往不强制要求医学背景的调度员却经常需要完成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才能完成的工作——通过电话对面描述中的蛛丝马迹，对患者病情做出判断并合理调动科学有限的医疗资源。
在前述常州市的22.5万个接警电话中，仅有不足5%的危重病人。而调度员需要依靠自己的医学水平把这些病人甄别出来，迅速对患者病情做出判断，调派车辆，甚至偶尔还需要给出专业的远程急救指导。
以心源性猝死为例，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救治时间是4分钟，每延长1分钟急救成功率下降20%，10分钟以上则患者希望渺茫，而急救体系的理想响应时间也要在“10-15分钟”，这时，第一目击者在现场施救成为可能，因此越来越多研究要求“利用120急救电话指导第一目击者参与心肺复苏等院前急救过程”。
而另一方面，如若调度员不做判断，僵化的调度势必会带来急救资源的浪费，而这浪费所造成的，将可能是生命的代价。
长沙医学院护理学院的刘勇等人在《国内外院前急救的现状》一文中写道，僵化调度“既可能出现病情轻的患者在救护车赶到后拒绝上车，也可能出现多个呼救电话同时打入时，因救治力量不足导致真正的危重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情况”。
而关于调度员的职业化，一直呼吁调度职业化、专业化的河南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主任、国家应急救援专家武秀坤在2021年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推进120调度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尤其是对调度员队伍全员开展以岗位知识及基本技能为主的综合性业务培训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