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120延误事故背后，是在中国被忽视了30年的院前急救
调度员的职业化需要从零开始，然而，危急重症病情判断却每日都需进行，而且只能由目前的这些大中专毕业、未经医学训练的调度员通过一部电话来实现。
上海中医药大学急危重症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方邦江对八点健闻解释，在河南120事件中，调度员之所以“主观认为报诊人为年轻大学生、病情不危急”并做出错误动作，这与其对相关院前急救法规和制度执行不力和专业能力不够有关。这些不足，导致调度员达不到对病人病情进行判断决策的水平，假如调度员对病情无法准确判断，可以请示专业同仁寻求帮助，而不能在未进行认真了解对方病情情况下草率拒绝调车，毕竟，“就近调派救护车是一个规定专业动作”。
提高调度系统的医学判断能力是国际难题，但急救体系较为成熟的国家已经摸索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上海医师协会急诊科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部院区急诊科和创伤中心主任陆一鸣向八点健闻介绍称，拥有全球最优院前急救系统SAMU的法国采取的是“一线接线员+调度医师”的二级分流模式，一线接线员接警后进行基础评估，若超出一线接线员判断能力则转由坐镇调度中心的具备多年急救经验的“调度医师”进行决策。
而美国采取的是“零分钟响应+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下称MPDS系统）”，其中参与调度的工作人员需经严格培训获得相应证书后才能上岗，且后续仍需复训和再认证，以保证与系统同步。
对疾病更专业的认知一定是来自临床，陆一鸣告诉八点健闻，在其科室接诊的突然昏迷就诊后经CT检查发现脑出血的年轻人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先天动脉畸形，“就像脑子里装着一个定时炸弹，情绪激动、高血压、剧烈运动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诱发脑出血”，因此他建议要在院前急救调度中配备一定比例的专业急诊医生，“短期内，要充分利用急诊资源，可以安排院内急诊医生参与值班，或远程辅助”。
但对于目前中国的院前急救体系而言，无论是吸引有经验的高年资医师、还是建立有效的培训路径，亦或是通过信息化手段适配MPDS系统都意味着财政资金的进一步投入，而与每年大幅增加的急救站和救护车相比，这些是更需智慧和时间的“内功”，事实上，在郑州120事件之前，关于SAMU、MPDS、调度员专业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42部地方法，保不了急救中心的人才与经费
调度系统的散与乱只是中国院前急救体系难以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缩影，设备配备、急救资源分布、急救医护培养晋升考核、急救立法......都缺乏可操作的规范化设计。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各地最初建立院前急救系统时就因地制宜地分化出了多元化的体系，1997年，邯郸市中华急救站的王咏春撰文总结了当时5种院前急救模式，并建议，“我国院前急救应考虑建立单独的医疗救护中心，培养单独的急救医师，承担院前急救任务”，且“要尽快确立以某一院前急救模式为主，多模式并存的特色急救医疗体系，并制定《急救法》”。
二十多年来，这些多元化的模式并未统一，而是不断地巩固发展至今，有着各自固有的长处和短板：
在完全独立于医院系统之外的“独立型”急救中心，调度灵活，但需要“开创”一套人才培养和晋升体制留住人才。
八点健闻了解到，院前急救医生与院内急诊医生对疾病的深入理解有一定差距，“从医学角度来说，有的急救医生还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专科医生”，而当院前急救医生足够优秀时，急救中心就成了“跳板”，他们会再流向院内急诊科。
在依托模式中，由院内急诊医生参与院前急救，比如：部分急诊科医生三个月在院内，三个月在院前。然而，这类医生的医学水平足够，但由于接诊医生的偏好，“患者往往不一定会被送往最合适的医院”。
由于存在人员缺口，部分地区出台了急诊科医生参与院前急救的政策，然而，这种流动性极高的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对急救中心自身能力的提升没有太大的帮助。嘉兴市急救中心的祝敏亚和徐志红在2019年撰文写道，“本中心的模式是急救医生由医院派遣的模式，只能救急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急救技能无法提高去满足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