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120延误事故背后，是在中国被忽视了30年的院前急救
一位北方城市急救中心的负责人曾无奈表示，救护车出车十次，至少有两次无法收到任何报酬。而江苏省徐州市急救医疗中心财务科负责人连洁的一篇文章曾显示，徐州市辖区2020年调度有效车次35240车次，其中无偿救助7459车次，出车收费率78.83%，无偿救助率达到了21.17%。
急救中心的财务状况，几乎只能用“东搬西凑”来形容，亏损几乎是常态，而且，做得越多，亏得越多。
北京急救中心高级会计师余淑英曾研究指出，2015年至2019年，北京市院前急救服务次均成本合计为1409. 9元，而次均收费则仅为218元，次均亏损差额为1191. 9元。
而在连洁的文章中则显示，2020年，其院前急救实际均次成本约为1002.12元，扣除救护收入和各种补助后仍会有次均733.52元的亏空，而对这个缺口，连洁给出的弥补缺口的解决途径包括：压缩不必要的公用支出；医疗机构协调解决；从主管部门申请应急保障和无偿救助专项工作补助。
在种种关于中国和英美、法德院前急救模式的对比中，常常被忽略的部分是中西方医疗体制的差异。在中国，院前急救系统收入部分由“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构成，而在对患者收费方面保持基本公益属性。
在美国的院前急救系统中，一次救护车可能会花费上千美元，一次骨折创伤的院前救治在保险报销前可能会花费几千美金，而根据上述徐州急救医疗中心发布的文章，当地救护单程收费，7公里内收费标准为40元，超过7公里收费价格为4元/公里，一次骨折外固定术50元/次（不含外固定材料）。
“高额收费会限制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取，但可及性极高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些老人便秘会打120，便秘属于常见病，一般不需要急救”，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医学生们也不待见急诊医学。一位江浙地区医院急诊科教授在今年3月份的一次小规模分享会上表达了他的困惑，“今年我院整个急诊科只有一位研究生报考，分数是三百一十多分，但其他专科供不应求，分数线到了三百八九……今年以来我们急诊量超过了19年高峰，但相关文件支持重症、麻醉、呼吸、感染，也没见文件上有急诊，要知道很多医院连基本设备都没配齐”。
然而，在院前急救在医学生中无人问津的同时，对院前急救的需求，却继续上涨着。
眼下，各地院前急救系统还要经受疫情的考验，陆一鸣告诉八点健闻，在上海疫情期间，120急救系统的接警量是平时的6倍。
而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老年化水平不断提高，危急重症急救需求也随之上升。数据表明，这些年来，北京市虽然常住人口总数逐年在下降，但院前急救服务的需求反而呈持续高速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9.6%。
在需求上涨的现实威胁下，院前急救系统中关于人、资金、制度等种种“复杂到说不尽的难题”，或许到了该理顺的时候了。
于焕焕、严胜男｜撰稿
李珊珊｜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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