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身份，时代的注脚
技能蓝领成为“新中产”，普通白领沦为“新底层”，实际上反映的是当下时代蓝领和白领畸形的供需错位。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从无序的规模扩张转向有序的“专精特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从劳动密集转为技术密集型人才。另一方面，虽然第三产业发展快速，但较多服务岗位和白领职业集中于低端服务业和低层白领职业，人才需求与高文化水平劳动力发生错配。
供给端方面，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总量持续减少，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人工成本增长快速。学者李培林、崔岩研究指出，从2008年至2019年，在整个就业和职业结构中，工人的增长速度和幅度大为减弱。
同时，随着服务业净产值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蓝领工人内部出现了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的人才流失现象。统计数据发现，从2008年至2019年，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从19.8%增长到了26.5%，而工业工人的比例则从16.7%下降到了13.7%。
与之相反，白领群体人数大幅增加。伴随着1999年起的大学扩招浪潮，培养“白领”的精英教育、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劳动力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向往光鲜、体面的都市白领工作的毕业生群体越发庞大，白领阶层出现了由精英型群体到大众化群体的转变。
不仅是供需关系出现错配，更为关键的是，在择业观念方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依旧深入人心，不少人仍然“重普轻职”、“重白轻蓝”，崇尚技能、尊重技能的文化氛围在当下中国社会十分缺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职业技能人才在职场发展中，由于职务晋升、职称评审等因素，收入差距会与白领逐渐拉大，这是影响技能人才地位的关键原因。“一些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聘时，不断提高学历门槛，把职校毕业生排除在招聘之外，将难以形成‘崇尚技能，淡化学历’的社会氛围。”
然而，蓝领和白领的身份内涵和象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流动、更新，成为时代的注脚和记忆。
将时间拨回至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蓝领工人都有着极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于职工、工人身份，白领身份意味着摆脱体力劳动，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相对优势的社会地位，逐渐成为收入高、地位高、人人向往的“好职业”。蓝领工人则逐渐被打上了“工作环境恶劣、薪资微薄、弱势群体”的标签，收入、地位持续下滑。
近年来，制造业“用工荒”问题日益突出，自动化、智能化趋势下，技能蓝领成为工厂老板们争抢的“香饽饽”，薪酬待遇水涨船高。反观普通白领，不仅工资比不上拥有一技之长的蓝领，还面临着就业难、失业潮、“996”以及跌落出中产阶级的现实焦虑。无疑，在今天，蓝领已经不再是“社会底层”的代名词，与此相对应，白领也不再必然与体面精致的“中产阶级”挂钩。
如何想象蓝领、白领的未来？
在一些发达国家，蓝领工人收入超白领的情况早已出现，相同条件下脑力劳动者报酬低于或等于体力劳动者报酬的现象司空见惯。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第二产业的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重高达18％，英国达到11％，美国为9.5％。
业界普遍认为，与发达国家的趋势类似，未来拥有一技之长的技能蓝领会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而需求激增，这也会带动蓝领整体向技能型转变，从而获得高收入和向中产阶层跃升的可能。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变？从制造业竞争力最强的德国经验来看，职业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双元制的职业教育制度，即校企紧密合作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德国实体经济培养了大量具备强劲竞争力的技术工人，从而使得制造业成为德国走向世界的金字招牌。
显然，当下中国的职业教育仍有待提升。熊丙奇指出，虽然近十年来中职就业率（含升学）保持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平均值，但长期以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认可度并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