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那段时间我和董宇辉合租，冬天孙东旭怕我们冷，每天开着他那辆‘破车’送我俩回家，请我们吃饭。”明明说。直播间以助农而非赚钱为目的，这种意义打动了明明。明明成长于陕西商洛秦岭以南的小村庄。村庄贫瘠荒凉，地势崎岖，没有可大面积种植的粮食或经济作物，村民们靠种些核桃维持生计。读小学时，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土坯房教室里，老师上完一二年级的，再上三年级的。
“学得可扎实了，一年级的时候就把二三年级的课都听过了。”明明笑着说。冬天朔风凛冽，从蒙着塑料布的窗户里呼啸穿过。老师带着学生们捡柴火，点燃后在操场里围火取暖。明明调皮，往火里扔几块石头，等火熄灭后抱着暖和起来的石头上课。
白天上课，放学后就喂猪放牛，村里的孩子大多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长大，潦草地上几年学，等初中后就去南方的工厂打工，每年带回家几千块钱。“如果不读书，就会回到山岭之中的村庄继续种地、喂猪，想到就觉得难过，觉得接受不了。”这种模糊的绝望推着明明向前走，直到他作为村庄里的第二个大学生离开，走得越来越远。
出身农村的明明知晓销售端的顺畅对农民和农业的意义，在这种意义驱使下，他内心接受了转型做助农主播。
对董宇辉，孙东旭则使用了“激将法”。董宇辉同样记得三人同行的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大家经济状况都不好，只能点三碗加肉不到30块钱的牛肉面，边吃边聊。除了苦闷日子里的陪伴和慰藉，最令他振聋发聩的，是孙东旭严肃地问他，“你以前不是告诉学生要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吗？你不是鼓励学生看更大的世界吗？你教学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接受生活所加重他的一切苦难，你做到了吗？”
董宇辉被击中了，“我特别害怕。我不想在学生眼中，我只是一个夸夸其谈，停留在自己舒适区，不敢重新出发的人。”
他决定留下来。
董宇辉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侧身望向窗外。几分钟前，他刚接受了一家媒体的专访。据现场工作人员提示，5分钟后他还要接受三家媒体的访谈。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从课堂到直播间
2021年12月28日晚，俞敏洪在“东方甄选”的首次助农直播，拿下了500余万的销售额数据，其中460万是由俞敏洪个人账号卖出去的。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没了俞敏洪导流，东方甄选直播间开了40多场直播，累计销售额只有1000万元出头。
新东方的老师们接受身份转变的现实，也只是一个开始。董宇辉和yoyo曾在视频中说，很长时间内，直播间只有5、6个人，两个是yoyo的爸妈，还有两个是董宇辉的爸妈，也都是主播们的父母下两单。
直播间低迷的那段时间，董宇辉的失眠愈发严重。迷茫，怀疑，不确定感，是所有主播们共通的情绪。“到后来观看人数到了400、500人，也不算多，你从发展的方向上寻找它的意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明明回忆那时自己的感受。
流量低的压力和转型的不适只能在一场又一场的直播里纾解。每场直播下来，孙东旭会和主播们进行复盘讨论。团队也在不断调整直播间的风格。从两个人直播，穿着汉服直播，脱口秀，到有才艺的老师表演唱歌舞蹈，主播团队还曾尝试着追随行业的直播方式提高语速。
转型做电商主播，曾经的老师们也在调适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不是不认可这份工作，而是不认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自己。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作为主播的价值。”董宇辉说。没有镜头前好的形象，想法不够敏捷，说话的语调不够慷慨激昂，他觉得自己在直播这个行业并没有什么优势。模拟带货的几次培训，他每次走上主播台都会紧张，不到两分钟就被替换下来。在前期，董宇辉一直是团队里被开导、被教经验的那个人。
董宇辉微笑着谈到目前的工作状态：“现在很好”。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2022年1月中旬到2月底，明明有同样的无所适从。直播前一晚，明明往往顶着压力熬夜备品。他用的是曾经备课的思路，讲一个知识点，从引入到延伸，调动观众的兴趣点。与英语老师的双语讲解不同，物理老师需要调动先前储存的知识，为了严谨，也需要查阅大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