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20年间，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在各地举办，比如北京京西学校、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广州碧桂园学校，还有前文提及的SI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期间，一个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施行，允许企业进入教育领域，政府包办的办学体制被突破。
虽然政策开了口子，但据“新学说”的统计，截至1999年，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仍然占了38所。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在北京市新英才学校（下称“北京新英才”）执行校长刘炜的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与本世纪初之交，北京以顺义区的温榆河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片别墅区，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很多使馆工作人员和外企员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这一群体本身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子女教育有更多个性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民办国际学校应运而生，并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二分天下。
“顺义区是北京最早一批民办国际学校聚集的地方，也是目前北京民办国际学校办学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现在光是我们学校附近就有八九所成规模的学校，这当中，很多都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在校生数量基本都在500人-1000人，要是算上几家双语幼儿园，那就更多了。”刘炜告诉《财经》记者。
刘炜所在的北京新英才创办于2008年，靠近顺义区潮白河，前身是北京市力迈学校（下称“力迈”）。按照办学性质来区分，力迈算是一所民办高中，建校于1995年，但后来办学遇到困难，就在这个时候，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团将业务拓展到北京，就接手了力迈。重组后的15年间，北京新英才逐渐发展成一所十五年一贯制的国际化学校，囊括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
“我们赶上了民办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刘炜感慨，随着中国富裕家庭不断增多，出国留学的需求激增。
数据支撑了刘炜的观点。新东方发布的《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援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该报告还称，对比2015年-2019年数据，低龄留学浪潮渐兴，就读于私立学校国际班、国际学校的群体持续上升。此外，2019年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占比达到43%，成为留学群体的主力。
北京市顺义区诺德安达学校校长辛国岚提供了更为细微的观察。
辛国岚在国际化教育领域耕耘20年，历经变迁，感触颇深。她说：“以前的家长觉得，国际教育就是学外语，上国际学校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现在不一样了，家长们更关注对于孩子软性技能的培养，关注个性化需求。其实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拥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按照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帮助他们全面发展，这和中国两千年的教育传统并无不同，国际化学校在人均资源和师资配备上的优势，可以让有教无类的想法真正得以实施。”
2003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该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之后，辛国岚曾以北京市骨干教师的身份，参与了高中教材的编写，她的感觉是，“公立教育也在寻求改变”。
接下来的故事，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公办中学国际班遍地开花，俨然成为搅动教育领域的“鲶鱼”。《法制晚报》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场景：2015年5月，在北京国际高中大型公益说明会上，本来预计在中午12点半结束的活动，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仅上午四小时内，就有超过4000名家长前来咨询，由于现场人流较大，每隔十分钟才能“放行”十人。这一年，北京公办学校国际班计划招生1430人，招收比例在1:10左右。
然而，随着国际学校越来越多，在满足留学需求、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高收费、掐尖招生、课程设置混乱等问题。多年前，就有教育专家和政协委员质疑，公立高中国际班挤占了公共资源，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学目前开设的“国际部”“课程改革实验班”等，是在打“擦边球”，收费缺乏法律依据。这也被解读为对公立高中国际班发出“禁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