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金证券的一份研报，2013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对公立学校国际班进行规范，多个城市也明确，在未来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班，同时不再扩大招生规模。公立学校国际班的数量此后开始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这20多年来，总是有一些突破政策的乱象出来，其间也出现过政策起伏。现在确实该好好进行疏理和总结了，不能再让这些乱象扰乱教育秩序了。”教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对《财经》记者说。
“非营利”之后
规范办学名称之外，2021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下称《民促法实施条例》）要求，不允许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一直以来，在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环境中，有部分民办学校却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对于“民办学校是否可以营利”，立法界也经历过多轮讨论。
2002年出台的民促法允许民办学校可以取得“合理回报”。2016年11月7日，民促法修订完成，提出“营利性、非营利性”分类改革于2017年9月1日实行。修订后的法律删除了“合理回报”说法，同时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意味着，小学和初中只能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同时投资人不能再取得分红，否则属于违法。业内普遍认为，该规定是对民办国际学校影响最大的条款。
在民办国际学校的举办者中，既有德威、赫德这类外国私立学校品牌，也有成长于中国本土，再谋求全球布局的教育类上市公司，比如枫叶教育等；还有一类则是通过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转制而来。
无论哪种类型，办学的前提都是先拿到牌照，一种常见做法是使用国外教育机构名称，业内俗称“贴牌”。张海解释：“运营方先拿到使用品牌的授权，然后再与地产商谈合作。比如说，你（地产商）给我出场地建学校，我（运营方）给你推荐地产项目。一般情况下，都是运营方和品牌方打包一个价格，品牌使用费和利润分成具体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浅了。在沿海发达城市，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了。”
张海还表示：“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基本都在2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上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家长可能成为地产商的客户。”
与地产商互为捆绑办学的“公参民”学校类似，一些民办国际学校与公立中学、高校的合作也多为名义上的。“办学初期，主要是借用公立学校的牌子把体系建起来，等成熟之后，双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独立出去。”张海透露，改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后面可能还牵涉到股权调整、工商变更、利益分配方式及教学体系的变化——这也就不难解释，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分民办学校兼具国际（双语）学校和“公参民”学校的双重特征。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国都是以公办教育为主。但是20年前，我们的公办教育发展还不完善，放在当时的背景来看，鼓励‘公参民’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允许‘合理回报’也是可行的。但办学校的初衷应该是办教育，而不是办公司，这一点当时好像并没有想透。”程方平表示。
不过，程方平也强调，外界不能因为看到民办学校挣了钱，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他说：“民办教育的优势是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很多改革也是从民办学校先开始的，以前很多残疾人进不了普通公办学校，主要是一些民办性质的专门学校在接收他们，这些学校可以帮政府和有实际困难的人做些事，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有条件办得更好。”
上世纪90年代初，还在教育部一家直属单位任职的程方平和一些教育界人士，在北京办过一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建校伊始，《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尚未出台，当年的相关部门对民办学校的态度是，“办得再好，也不给你支持”。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英语学科，除了使用官方推荐用书，学校还自编教材，增加口语交际环节；美术课教学生编织手工艺品；体育课要求每个学生都有强项，办学第二年，学校参加全区运动会就摘得团体三等奖。
“民办教师往往更有危机意识和探索精神，我们当时还给老师在职学习、出书、做研究的机会。当你认可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给他们的成长提供帮助，他们会记你一辈子。”程方平认为，即使放在今天，当年所做的探索也是超前的，不过因为体制原因，那所学校办到第七年，他选择了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