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着月入十万来，带百万欠债走，年轻人离开大城市前都失去过什么？
大部分在郑州追梦的人留了下来，他们与城市的牵绊还在不断生长，但对于本文的主人公们，离开也是一种选择。就像一把钝了的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拉扯，直到最后一根棉线也崩断。
海啸决定去杭州，离开郑州时他在网上发布了视频，有人评论：“相信郑州，给郑州一点支持。人口越流失，发展得越慢。”海啸回复他，“我一直都支持，可生活不支持我。”离开前，这个年轻人背负了一百多万的债务。
来杭州的第一周，海啸决定住在车上，他买了一个灰色的可折叠被子，睡在车上，洗漱则在公厕解决。
累疯的一天，他在多个平台上接单，上线就往人群热力图红色最深的地方走。一天内，把杭州几个区跑了一遍，在线时长达12个小时，直到系统提示他强制下线。流水681元，抛去租车的费用93元，充电60元，吃饭40元，纯收入550元。按照这个速度，自己很快就能还完债务，他“瞬间有了在车上住下去的理由”。
疫情来临的那一年，李托尼父亲确诊了肺癌晚期，曾经像山一样的父亲矮下去了。“这件事对我的心理打击超级大。我的收入不算高，还房贷，养女儿，再加上父亲得了这种病，收入几乎所剩无几。”
李托尼对未来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我从农村出身，一路走过来都只能靠自己，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假如哪一天，自己真的被裁员，企业倒闭了呢？那个时候真的欲哭无泪了。”
人到中年，李托尼决定暂时抛下老婆和孩子，南下回到曾经上大学的苏州，趁还能赚钱的时候多赚一点，“至少把房贷还完，孩子上大学的钱赚到，余生要交的医保钱赚到手。”他在正月十五的前一天从单位拿到离职证明，回到家，拿出近十年没有用过的行李箱，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踏上了去苏州的火车。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
酒店倒闭后，苏祥云离开郑州，又干起了装修的老本行，他去过新疆、甘肃、浙江，哪里有活可以做就去哪里。但疫情也是如此，不仅是郑州一个城市，奥密克戎遍地开花。人们从一个城市去到一个城市，不再像从前一样能够自如流动。他牢牢遵守“非必要不出城”的倡议，每到一个地方自觉隔离。
苏祥云说，在外人的眼里，自己可能还是曾经那个风风光光的老板。这些苦楚和窘迫，他不愿意说给别人听，原因是“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实际上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在朋友圈更新自己团队的施工小视频，配文“兄弟们加油干，快到年了，吃不吃肉就靠你们了”。2021年，他发了三条朋友圈。2022年，他一条也没有更新过。
最终，他决定回到老家安徽，因为家里还有一个84岁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到一个地方隔离十几天，生意根本就没法做。今年过年到现在都没有挣到钱，能接到的工地，利润也清澈见底。”说到伤心处，他发来一串感叹号，“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想死都死不起！”
电话那头，他不时重重地叹气，他找不出理由，更不知道应该怪谁，“怪来怪去，还是只能怪俺命不好，赶上了。”
郑州东站来往的旅客 视觉中国
曹建业同样选择回到农村老家，推开老家院子的门，迎接他的是长到了一人高的野草，屋里的家具积满了厚厚的灰尘，白色的墙皮斑驳，用手一碰就窸窸窣窣地掉下来，有一股淡淡的霉味。他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这个家了，如今，他打算把农村的老房子修整一遍，在院子里种上果树和蔬菜，重新开始在乡下耕地种田的生活。
这个决定似乎比规划中来的要更早一些，在他原本的规划里，自己本就想等退休后回到老家，过一种更清闲的生活。“如今农村里面也什么都有，跟城市差不多。”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同，“假如你想吃榴莲，村里是肯定买不到的。”曹建业说。
离开的人或许也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恋家一点。已经身在成都的王浩初对于郑州的情感微妙而不易琢磨，“可能我嘴上说对对郑州有很多的失望，没有信心，但我还是把它当成我的家。”手机的相册里偶尔弹出那年今日，他在郑州的新装修好的小家里拍照，和朋友吃饭，他甚至有一点恍惚，“我觉得我好想家啊，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春节后，王浩初他从成都返回郑州，“有很多的门槛，核酸报告、社区申报、居家隔离，非常麻烦，但当我看到APP上弹出‘欢迎回家’这四个字，我还是快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