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既与早期习惯成的自然惯性有关，还与一直变革中的医疗体制密不可分。2000年左右，彼时的公立医院依然面临“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缺乏独立人事权”的困境。
但医疗系统内部的生态，在时代洪流下，也一点点变迁。
近几年，国家执行带量采购政策后，因药价和器械价格被压到极致的企业，竟也慢慢陷入“拿不出钱给回扣”的境地，这也印证了，法治化、制度化是拉锯战中的破局关键。
时代变迁，会让部分贪腐路径消失，但也孕育出新的路径。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显现出重要性的公立医院，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扩建潮，这波医疗体系的新基建潮流，滋生出新一轮的招标腐败。
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医院系统更新等项目，又将促进新的腐败潜规则形成。相较于此前风口浪尖的药剂科，设备科、基建科与信息科，也成为高危科室。
“哪里蛋糕多，哪里苍蝇就多”，一位医管专家如此总结，“医院要盖一栋楼，到底是由A公司还是B公司来盖，买药买设备，乃至供水供电谁来做，都是院长的一个决定，而这对别人可能是一个生杀大权的事，这就是发展所伴生的诱惑，也让有权力的院长职位变得高危起来。”
“不少因为疫情突击上的建设项目，往往设置在偏远地区，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就成了利用率不高的烂尾楼。”北京大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指出了扩建潮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没有很好落实“平战结合”的原则。地方政府与医院趁疫情要资源，要拨款的思想也是存在的，应该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并通过听证方式，让公众参与。而往往基建项目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灾区。
对此，王岳总结道：“所有的行贿和受贿都是博弈，是一场囚徒困境。”
终身追责，院长成高危职业
监管部门“杀一儆百”的铁腕行动，正悄然开展。
从近两三年的院长落马案中可以发现，终身追责制或将成为常态。
就今年而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晋、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斌全等省级医院院长，均在退休后被查处。
有业内人士曾向八点健闻表示，此前院长只要通过了退休前的审计，就可以“安全着陆”了。但如今，被查处的院长中，已经退休、或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不在少数。从基层到大三甲医院，从普通医务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所谓的“安全着陆”不存在了，终身追责制已经逐渐确立。
医疗腐败一直以来都是令全球各国头痛的顽疾，但在中国独特的医疗体系中，以院长为首的系统性腐败尤其难以根除。
公立医院既是公益性的单位，每年拥有10%左右的财政拨款，但又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体，需要谋生存。
“我们经常拿大三甲的院长和大型国企单位的一把手做比较，前者所受的约束更少，”一位业内人士向八点健闻解释，“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上市公司会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财报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但医院更像是一个黑箱，财务上有特殊性，监管单位只能从进出账目、治疗合理性、医保等方面入手，很难管。”
从内部来看，院长多重权力交叠，是利益与资源的汇集中枢。
一方面，院长们往往是掌握精湛医术的临床专家、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体制内干部；另一方面，院长们又像是营业额几十上百亿元、拥有几千员工企业的CEO，时刻考虑着如何维持机构运转，甚至扩张地盘。
药品、耗材、大型设备、基建等涉及医院准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院长拍板决策。
大权在握，监管缺乏，院长不可避免成了重点围猎对象，这使得他们时刻面临金钱、名誉的蛊惑，时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个社交场合，某个难以拒绝的亲朋好友的请托，老上级的“打招呼”中坠入贪腐的深渊。
在一位医管专家看来，如何界定什么好院长是非常困难的，“你的权力影响着别人最关键的发展，不敢做决定的话，又没法发展。”
危机四伏中，不少公立医院院长正有计划地转嫁风险，将药械采购、盖楼等“肥差”交给了分管副院长或后勤部门，或者开始申请提前退休。但在反腐风暴下，也难逃法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