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黄海洲：量宽和负利率已难以为继，货币政策亟需找到新锚
从资本市场来看，1987年以后，全球股市重新迎来繁荣，这个超级繁荣持续了很长时间。
四、全球货币体系再寻锚的必要和紧迫性
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再寻锚。为什么要再寻锚？必要性和迫切性是什么？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前全球货币体系存在增长乏力、政策效应递减、难以提供稳定的通胀预期等问题。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政策用到极致，没有充分考虑全球外部性。俄乌战争以来，有些国家把自己的货币政策变成武器，促使学术界、政策界和市场界人事进一步思考全球货币的体系问题。
第一，全球增长乏力。IMF在今年4月召开的春季年会上，把全球GDP增长速度系统性下调。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经济进入一蹶不振的势态；2012年欧元区爆发欧债危机；2015、2018和2019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是深刻而全面的，所有国家都遭受冲击。2020年，在全球的大国中，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是中国，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第二，政策效用递减。2008年以来实施的量化宽松、财政赤字等政策，对于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但反复使用已达到边际递减状态。在2019-2020年之前，全世界相当一些国家是负利率，这表明货币政策基本不起作用。下面这张图显示的是2017年10月负利率资产规模，有很多国家从一年期到十年期都是负利率。因此，原来的货币政策难以为继，必须要找到新的锚或者新的政策组合。
第三，难以提供稳定的通胀预期。这包括两方面：第一，2019年之前负利率程度非常高，而负利率危害较大，因为通胀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比如有些国家把通胀目标定到2.5%。负利率、零利率对应的CPI也是零或负，这对经济增长不利，因为货币政策工具不起作用，银行受到很大冲击。第二，通胀上升太快、太低、太高都不好，从去年5月开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胀水平快速上升，美国现在的CPI已经超过了8%，问题较大。
五、全球货币体系的新锚需要在更根本、更远的视角上思考
到目前为止，对于寻找全球货币体系新锚的探讨，基本都没有脱离货币汇率的范畴，包括美元与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提升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国家货币的话语权，以及改革IMF的SDR机制等。这些基于货币汇率范畴的建议和探索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要把问题的本质看清楚，还有更深刻的问题值得研究。我们认为，寻找新锚需要更高的角度和更长的视野，需要跳出货币汇率的狭窄范畴。
寻找全球货币体系的新锚必须基于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个原则，只有深刻理解全球货币锚的本质作用，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理论解。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本质作用：第一，稳定长期通胀预期；第二，支持和引导人类社会朝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第二个原则，只有善于利用全球货币锚的积极作用，才能找到问题的实际应用解。全球货币锚如果设计正确，就能够形成全球货币系统的自循环稳定机制，因此必须具有长期对冲通货膨胀的效果。所以，选择大宗原材料和黄金作为锚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顺周期的，不但不能对冲通胀，而且会抬高通胀。
我们认为新锚必须是基于数字化和低碳化为主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这样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本身带来通缩，带来通缩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摩尔定律。摩尔定律的核心内容是：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但价格会下降一半。摩尔定律在计算机方面的应用效果非常明显，科技创新本身带来了巨大的通缩作用，为什么在锚的设计过程中不善用科技创新呢？有了科技创新才能长期对冲通胀，才能把通胀数据拉到稳定状态。我们知道，人类现在和未来用的东西中，电子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吃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把消费质量算进去，随着社会进步，会有大量通缩现象存在，而且大量的通缩现象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征。应该善用这些通缩现象，以此来对冲通胀，达到自我负反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