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焦虑的心态，90年代末最终在华盛顿占据了主流。
于是，一场航空航天技术的封锁行动开始上演，这个过程中，美国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出口管制”。
1998年，美国司法部指控美国公司“与中国工程师分享了敏感技术信息”，还指责克林顿政府“将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
1999年，美国国会炮制了一份污蔑中国同美国卫星合作的《考克斯报告》，要求积极实施卫星的出口管制，并直接促成了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对华卫星出口管制升级的相关条款通过。
美国对卫星行业出口管制的拿捏，除了来自自身的技术和市场垄断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卫星是一个供应链集中度极高的行业。卫星的研发和制造环节都可以在美国完成，美国便能够阻止美国卫星各个环节的技术和零部件被运送到中国。
看上去，美国似乎能够达成目标。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变本加厉的出口管制，让美国的卫星行业开始有些受不了了。
为了维持自身相对于其他各国的技术优势，美国国会还在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指示，“商业管制清单上的所有卫星和相关物项应转移到美国军品清单。”
这就意味着，卫星作为军事用途的物项，不仅被“一刀切”地禁止与中国进行交易，对法国、英国、日本等各国的出口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
在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之下，美国卫星技术和产品从研发到投入市场的时间，常常被出口管制的审批程序拖延。
美国的卫星行业就曾向国会辩称，出口管制带来的“迟滞”，导致了销售受损。
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报告显示，2000年美国卫星和卫星零部件出口下降到2.466亿美元，比1998年的出口额度下跌了近10亿美元。
同时，美国在全球卫星市场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73%，大幅下降至了2005年的25%。其余的市场份额被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迅速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