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比起之前的后知后觉，美国这次的损失来得相当迅速。
对华为断供后，美国芯片巨头高通2020财年第二季度业绩大幅跳水，美光科技净利润同比也下降了75%。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更是在报告中预测，整个美国产业界将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
跟供应链高度集中的卫星行业不同，芯片行业的特点完全相反，产业分工的高度全球化，使得美国出口管制导致的适得其反的效果，更加严重。
对于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技术来说，尤其如此。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专门对出口管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对于高度依赖海量商业应用数据进行学习和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出口管制对应用场景、范围的限制，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阻碍，都会对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造成致命的打击。
2010-2021年美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如此巨大的损失和打击背后，是美国在出口管制上的变本加厉。美国上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将中国实体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数量是前20年总数的2倍。
加速的转变，正是从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开始的。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常年专注于中外出口管制法律和实务的蔡开明律师跟谭主介绍了《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中最显著的一项变化，就是扩大了出口管制的适用范围，首次将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技术纳入了管制范围。
和出口管制适用范围一起扩大的，还有美国对“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界定。
《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没有对“国家安全”进行明确定义，却在政策目标中，专门加入了“保护人权”一项，这早已偏离了出口管制的初衷。
出口管制，不是美国特有的制度。各国在遵循国际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出口管制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核、生、化、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全球的和平安全造成威胁。然而，美国却把出口管制当成对特定国家的制裁手段，想要通过断链、脱钩阻断别国正常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