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看，我国县城财力较弱。“靠自身财力条件没有能力去建设，县城往往需要市、省、国家层面给予支持。不同分类的县城，承担的功能不同，需要上级政府进行分类支持、分类指导。”陈耀说。
早在2020年5月29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就明确，要立足各地区发展基础和要素条件，建立分区分类的支持引导机制。
在此基础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科学把握功能定位。
按照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本次政策明确5类县城的发展路径，包括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以及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
“千城有千面。”冯奎说，推进县域城镇化应立足本县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方面的实际需要，从而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
人口流向新趋势
在上海工作第八年，冯迪决定回老家县城找份工作。他的这个决定，并非冲动之举，而是一直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之中。
4年前，冯迪在县城买了一套房，两年前孩子出生。今年的疫情，加快了他回乡发展计划的实施。“回县城工作，陪孩子一起成长。”
和冯迪有着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解决夫妻分居或留守儿童问题。”在调研中，冯奎注意到，农民工流动近年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城镇化半径相对缩小，就地就近城镇化权重在上升。
“中心城市已有长足发展，乡村振兴正全面启动。在城乡之间起着关键联结作用的县城，对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虽然进入城镇化下半程，我国县域城镇化仍有空间。”冯奎说。
目前，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约27.5%。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
有学者预测，到2035、205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有望达到75%—80%。这意味着，我国未来还有1.5亿~2亿左右的新增城镇人口。
“大城市周边县城，尤其是都市圈内的县城，人口回流现象会越来越多。除了大城市功能外溢推力外，还有县城发展拉力，这种推拉决定着人口流向。”陈耀说。
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跨省区人口流动趋缓、近域化流动趋势加强”的新趋势。有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全国农村总流出人口中跨省进城人口增加2657万人，而省内进城人口增长近1.12亿人。
这表明，省内城市务工成为近年来人口流动的趋势。冯奎认为，由于县城既是一地行政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因此在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方面还有潜力。随着县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可能成为多半乡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
（ 《民生周刊》记者 郑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