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治理方面，“三会一层”治理架构从无到有，一批优质的农商行脱颖而出。目前，A股有10家上市农商行，4家农商行在H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发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中资银行141家，其中有33家农商行。
支农支小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
农村信用社具有鲜明的支农支小特色，营业网点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县域，承担了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涉农政策补贴的代理发放，在填补乡镇金融服务空白方面贡献最大，在普惠金融、脱贫攻坚、支持乡村振兴等任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截至2021年末，农村信用社（含农商行、农合行）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3.3万亿元和12.9万亿元，以占银行业13%的资产，发放了银行业30％的涉农贷款和27％的小微企业贷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缓解企业暂时性经营困难，累计为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贷款3.4万亿元。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党和国家对农村金融工作的关心，离不开广大农村信用社员工的奋斗和努力，更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的支持。据统计，上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央层面通过央行专项票据置换等方式给予扶持资金2690亿元，地方政府通过无偿划拨资产、以优质资产置换、减免返还地方税费、提供分红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方式，给予了配套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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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商行转型发展
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总体上看，农商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20年发展历程起点低、速度快、成效明显。与此同时，这些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少隐忧。在笔者看来，当前农商行经营发展有三大弱项。
一是发展速度快而不强。尽管业务规模得到快速扩张，个别机构盲目追求做大做强，垒大户、赚快钱，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相对粗放，与先进银行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二是机构数量多而不优。农商行数量不断增加，部分机构翻牌子快、换机制慢，甚至经营不善重新沦为高风险机构。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年）》提出，农村信用社（含农商行、农合行）高风险机构数量为271家，占高风险机构总数的64%。
三是业务产品广而不精。产品服务存在同质化现象，对农村金融需求变化的研究挖掘不深，匹配三农需求的金融创新较少。
笔者认为，农商行经营发展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机制短板造成的。首先，从外部环境看，面临三大挑战。
其一，三农依旧是经济发展薄弱环节，局部矛盾更加突出。
农村金融与宏观经济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相互交织。
在产业端，农业仍是弱势产业，农民缺乏抵御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和农产品市场风险的能力。涉农项目的信贷风险，尤其是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巨额信贷损失缺乏分散渠道和补偿安排。
在区域布局方面，县域存贷比长期低于城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旧突出，局部供求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例如，某农商行2021年年报披露，该行整体存贷比为76.7%。分地域看，主城区的存贷比达到125.3%，县域存贷比仅为56.4%。存贷款结构中，县域存款占比为70.6%，而县域贷款只占52%。在中西部的欠发达县市，经济总量小，当地农村信用社经营更为困难。
在市场环境方面，农村地区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力度仍然不够，农村群体的金融风险意识等还比较薄弱，风险防范能力较差。
其二，大中型银行下沉打破县域市场格局，加剧市场竞争。
大中型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下沉服务重心，重返县域。从全国来看，大型银行网点数量已连续6年减少，但在县域的大型银行网点数量不降反增。农业银行年报披露，该行2021年迁建网点的65%布局在城乡结合部和县域及以下地区；建设银行年报披露，该行2021年新设的31个网点中，有20个为县域网点。以农商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已连续4年减少，县域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在被打破。目前，县域地区大中型银行的网点数量占比已超过一半。
同时，大型银行资金成本更低，手段更加丰富。以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为例，近三年来，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由2019年末的3.3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末的6.6万亿元，规模翻了一番，市场份额上升6.5个百分点达到34.4%，反超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银行近年来加大科技投入，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虽然监管部门也强调大中型银行要加大首贷户拓展力度，但在市场化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农商行部分优质客户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