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科技创新驱动下业务经营模式正在重构。
近年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和新型农业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机构运用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可能。采用互联网经营模式的民营银行，依托移动互联网和线上化运营手段，依靠特有的数据、模型、算法优势，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和获客成本，其业务触角已伸向县域地区长尾客群。根据网商银行公布的数据，全国已有超过1000个涉农县区与其签约合作，数量占全国县域总数近一半。新增客户中，超过80%的贷款农户从未获得过银行经营性贷款。
农商行传统的人员地缘优势在数字化转型中被进一步弱化。从全国情况看，电子渠道分流对物理网点已经产生了替代效应，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更加智能化。除了物理网点数量的变化外，ATM数量已从2018年末最高时111万台，下降到2021年末的94.8万台。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达到90.3%。在农村地区，94%的农村金融机构开通了线上渠道，便民取款点、转账电话等传统基础金融服务方式正在被移动支付等手段所替代。
除了外部环境变化给农商行发展带来的影响外，农商行自身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也越发显现，表现为四大短板。
一是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
省联社是在上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中，为落实农村信用社管理责任的产物，在改革初期，对扭转农村信用社基础薄弱、风险高企、案件频发的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农商行发展壮大，省联社与一些自身治理能力比较强、业务经营好的优质法人机构的矛盾愈发突出。
一方面，省联社自身的管理约束不强，权责不对等。省联社经省政府授权行使行业管理职能，这种管理职责并不是源于产权关系，存在比较强的行政色彩，与市场化法治化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另一方面，现行管理体制与新时期对法人机构的服务需求存在不适应。特别是在对辖内法人机构提供产品业务创新、科技系统支持等方面，省联社未能充分发挥其平台作用。
二是治理机制仍存在短板。
农商行虽然在改革中搭建了公司治理架构，但在推进建立适应农村特点的现代银行制度等方面，进展较为缓慢。从股东数量上看，农村信用社现有股东中99%是自然人股东，单家机构平均仍有近两千个股东，有些未上市的农商行股东多达上万个。农商行改制基础薄弱，股东、董事和高管选择范围窄，股东数量多、股权结构散、治理能力弱。这种治理结构容易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控制。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通过股权代持、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操控机构成为“提款机”。
三是业务创新转型相对滞后。
在产品创新方面，对农村金融需求变化挖掘不深，贷款期限、担保和还款方式等方面设计不够灵活，没有完全匹配农业生产周期特点，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地区客户日趋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
在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农商行具有网点多、人员密集、存款稳定的传统优势，在数字化条件下意味着维护成本也相应较高。农商行数字基础薄弱，资金、技术和资源有限，数字化人才缺乏，信息科技系统支撑不足，数字化发展方面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差距逐渐拉大。
在成本收益方面，农商行净息差已连续3年下降，从2018年末的3.02%下降到2021年末的2.33%，与大型银行净息差的差距由0.88个百分点缩小到0.29个百分点。从上市银行的公开数据看，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平均成本是1.52%，而上市农商行基本都在2%以上，其他县域农商行存款成本估计更高。中小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普遍高于大型银行，农商行则普遍高于其他中小银行。27家A股上市地方中小银行平均成本收入比为29%。10家A股上市农商行中，8家高于这一平均值。
四是风险防控压力大。
76%的农商行地处县域，经营区域范围小、层级低，受区域经济影响大。在前期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不少机构都存在“规模情结”和“速度冲动”。一些机构支农支小定力不够，偏离信贷主业，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风险水落石出。在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地区，县域农商行还可能被迫进一步提升风险偏好，投向资产质量相对更差的客户。而在一些商业不可持续的地区，农商行承担了服务金融空白乡镇、贫困农户等任务，加大了风险防控和化解难度。不少高风险机构位于这样的地区，既“难救”也“难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