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蛋树》插图。奶奶在蛋壳上画了一只吹号角的公鸡。
在《金枝》的另一段写作中，我很意外地找到了中国“兜蛋”习俗的一种可能而有趣的解释，弗雷泽引用普林尼的说法——一想到弗雷泽洋洋洒洒写了七十多万字最后告诉读者所谓的“金枝”最有可能的原型之树就是槲寄生，即使没有读过上述童话，仍然难免会觉得与槲寄生这种在初民那里具有非凡价值的植物相提并论的鸡蛋也是相当了不起的物件了——“人们还把槲寄生当作跟醋和鸡蛋一样最好的清火药物”，它们被认为具有相同的功能，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和促进生育。这类物件如此重要，于是人们特意规定了采集的时间和工具，以求巫术仪式能发挥其最大效用：
“要使槲寄生发挥医药特性，必须在一定时间按一定方法采集。他们规定：不得用铁器砍它，故克尔特人的巫师就用金刃割它；割下的槲寄生还不得落到地面，克尔特的巫师就用白布兜着它。”
在原始思维里，圣物落地意味着生命的丧失，故而需要用布“兜住”它（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西游记》里那只因为孙悟空不懂其“遇土而入”属性让它掉进地里后引起轩然大波的人形果子）。我曾看到“兜蛋在胸”的一种民间解释是，蛋似心形，因此吃蛋也好、把蛋挂在心口处也好，都是稳牢心神、增强体质的祈愿。这种说法看起来是中医论说和初民思维的交杂产物，应是稍后一些的敷衍了；正如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注引董仲舒看法，说鸡蛋与心脏相似，斗卵即是斗心、斗智，亦是原始思维和文人阐发的结合物。至于“鸡蛋圆溜溜，象征生活圆满”这样的讲法，与初民的巫术思维更远一些，应该是更晚近的产物了。
用织物兜住鸡蛋这一关键，倒可能是原始思维最直接的一种保留，并不一定是为了保护仿若心脏的脆弱易碎物，而是不让它掉落地面带来死亡的暗示。至于那些五彩的纹路，不管是画成的或是以丝线网就，都是祭礼中呼唤生命力、吓退疫病的防卫巫术的遗痕。
“灵魂”岂非需要“物质”的保护？
长期以来，绘本中只要是写这一类主题——以某种恒定“物”去承载人们记忆、体现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强调生活日常之意义的——大多会选择一位年长女性作为文本的核心人物。
我想，任何一位做性别文化研究、有心呼唤性别平等的学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在面对这样的处理时，内心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这类呈现有可能加固读者心中对性别的本质主义倾向，使得传统的性别话语、性别形象更加难以动摇；另一方面，与女性紧密相关的一些概念、思维在二分法的体系中被置于压抑的位置、不得以真正解放的态度被正视又是不该，比如对“人际关系”“情感（尤其是爱情）”“家庭生活”“物质世界”“身体”的看法，长期以来是被置于“精神/思想/灵魂”“独立的主体”“外部世界”等等概念的对立面，且在实质上是位于后者之下的。
因此，不得已被分配到前者相位上的女性尽管在这些场域里释放着巨大的生命能量，深入影响和改造着社会生活并推动其进步，但女性与上述名词的重要意义和巨大力量却一同承受着不公正的对待。她和它们有时会被歌颂为很重要的，但我们会发现，归根结底，其被认为是“次要”的。其对社会的贡献和回报不匹配，口头的赞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套用《动物农场》的说法就是：所有的力量和属性都很重要，但（一到分配利益时，我们就会发现，）显然有些力量和属性更重要。
这种系统性的“低定位”当然应该改变。且不说那些抽象的部分——重视情感和日常生活世界、具体的人以及“共赢”思维能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单说为了我们的母亲和老祖母们，为还她们一个公正，为正视她们所释放的力量曾如何深入地影响我们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和世界变化，而去展现过往看起来局限于狭小空间的女性生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我是说，那些承载着家人记忆的“物”，那些毛织披肩、带流苏的桌布、厨房里棕色温润的大肚瓮和小坛罐、热气腾腾的汤羹、带花纹的被子、晾衣绳上的衣裤，就像现象学研究者们说的那样，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只是如前所言，这样的本子比一般直接颠覆性别刻板印象的本子难写得多，稍不留神就落入了“母性神话”的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