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最紧绷时，啪——，绿杉蔷成了最先断裂的那根线。她确诊了抑郁症。
“学习困难”四个字，在她的前半生从未出现过。绿杉蔷自己在10岁左右就得过国际大奖。读书向来不是多费劲的事情。从小到大，该拿的奖项都拿了个遍。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一路升职为中层干部。
但40岁这年，绿杉蔷辞掉发展前景更好的领导岗位，换了一份市属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四点下班，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那时，绿杉蔷仍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
“对我来说，人生在走下坡路。”绿杉蔷说。失落感和怨气没有消失，成为日后亲子矛盾的催化剂。
每天下午，绿杉蔷掐着点下班，朋友间偶尔聚会，她也不敢参加。急匆匆赶回家，做好饭菜，就坐在安妮身边死磕作业。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绩好的家长，绿杉蔷就追着问：“我们家孩子怎么就这样呢？”关系好点的朋友，都收过绿杉蔷发来的卷子照片：“又考成这样，你说到底为什么呢？”
那时，绿杉蔷还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女儿安妮也逼近了危险的边缘。
一天，女儿同桌的家长突然找到绿杉蔷，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相约着跳楼自杀。
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市第六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型多动症。
安妮做过的韦氏智力测试，气质类型为“难养型”
绿杉蔷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编写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全国ADHD患儿大概有1461万至1979万人，就诊率不足10%。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2016-2020年，医院诊断了601名多动症患儿，其中，有200个孩子合并有阅读障碍。这家医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为阅读障碍提供明确诊断的机构。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孩子，既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也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在当下的社会价值序列中，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失败者。
拿到诊断结果，绿杉蔷感受到一种极强的解脱。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也不在于自己教养不当，她只是病了。一些多动症孩子通过用药恢复正常的案例，让她感到振奋。中枢兴奋剂类的药物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可以减轻精力过剩。但她也在医生和部分家长那里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抗药性。睡眠不好、食欲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