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绿杉蔷暂时没有让孩子服药。这位焦虑的母亲又开始打听其他的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统训练、数字疗法等等……市面上，这类机构的广告随处可见，收费动辄好几万。
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绿杉蔷几乎全找来读过了一遍，“盼望着有一天药到病除，孩子变成我期待的样子。”她参加过多动症孩子的教育讲座和工作坊，结识了专门研究多动症的博士，以及一位美国的教育专家。
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问绿杉蔷，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好转，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到接纳她吗？绿杉蔷在心里愤愤回应：你没这样的孩子，当然说得轻巧。
去医院时，绿杉蔷偶遇了一对从山东来北京就诊的母子，是被学校老师撵来的。孩子在地铁上跟人搭话：“老师说我有病，不让我上课了。”男孩七八岁，充满活力，在医院跑来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转圈。中午，妈妈买来汉堡，孩子举到绿杉蔷嘴边：“阿姨，你吃啊，这个不辣。”
晚上回家，绿杉蔷在微信上告诉对方的母亲，孩子非常招人喜欢。听到转述的夸奖，孩子有点意外地问妈妈：“阿姨也喜欢我这样的孩子吗？”
仿佛心被撞了一下，电话另一端的绿杉蔷心疼了起来。
在怀上安妮之前，绿杉蔷和丈夫最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里面的小女孩，个个活泼可爱。夫妻俩许愿，将来一定也要生个波妞那样的女儿。
不久前，两人想起这件事，才忽然意识到，老天已经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女儿。安妮阳光、真诚，一点也不娇气。在班里人缘很好，每天都生气勃勃。
“我们怎么又贪心了，”丈夫说，“当时我们并没有求一个学习好、在学校表现乖巧的孩子。”
在学习困难门诊，治疗开始前，梅竹会跟家长达成治疗共识——不在于分数提高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状，更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和情绪管理，以及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模式。
“不是孩子送到这里，医生管他就行了。”梅竹说，“就像桌面的平衡一样，孩子动了你（家长）势必也要动，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但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像一场漫长的自我斗争。安妮升上五年级不久，拿回了数学第一单元测试的试卷，上面写着刺眼的数字——76分。绿杉蔷提醒自己：深呼吸，淡定。她没有责骂安妮，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搬来一堆习题。
但情绪还是会反复。有一次，安妮写一篇作文，用了两个小时，抄了三遍，照旧出现了三个错别字。绿杉蔷又开始变得狂躁，脱口而出：“我真是后悔生了你。”
安妮像头受伤的小兽窜回房间。绿杉蔷的反复无常给她带来了另一重伤害。安妮哭着质问：“你到底有多少个面孔？”“为什么你有时候对我那么好，还给我做水果，还摸我的头，转过头就说你后悔生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