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杉蔷尝试“躺平”，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作为母亲内心僵固的角落开始松动。她参加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开展的正念教养八周课程。这一次，干预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这是一个旨在“改善父母情绪问题及无益处教养行为”的课程。课程主题上写着：“我们能否暂时去掉对孩子的种种标签，全然观察他真实的样子？”
在那次发火过后，绿杉蔷预约了心理医生，排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她突然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大笑过了，连笑的感觉都很陌生。
心理咨询起了作用。去年元旦，绿杉蔷陪读三天，居然没发过一次脾气。安妮的爸爸也发现了妻子的变化，晚饭时，他对妻子说，感谢你这三天没有发火，这个假期过得很愉快。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有一天，女儿给绿杉蔷看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
那是一张血淋淋的照片。是一个孩子在白皙手臂上，用裁纸刀划下的一道道伤口。手臂的主人属于小区里另一个女孩子。不久之前，她刚考上北京二环内一所很好的初中。毫无疑问，是大人眼中教育成功的典范，但手上的每道伤口，都揭示着可能付出的残酷代价。
像绿杉蔷这样的父母不得不问自己，到底是“不会学习”的病，还是僵化的教育体制、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才导致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是否能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一位华人妈妈Mana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她带着患有多动症的儿子在澳洲生活。
孩子刚确诊时，Mana也曾焦虑过。她从小在国内长大，在澳洲接触最多的，也是当地的华人圈子。身在海外，他们仍是最热衷鸡娃教育的一群人：补课、上强化班、进入“精英中学”，考上一流大学。就连国内的外婆也会时不时发来老姐妹们的孙辈视频，谁家的孩子考了钢琴几级，今天背了多少三字经，明天又学了几首唐诗。直到学习障碍的出现打破了大人们的幻想。
这位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更少感受到来自家庭内部、学校，以及社会的压力。Mana的丈夫本身也患有多动症，他劝说妻子，孩子只是性格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应该接受孩子的不同。丈夫告诉Mana，小时候，他经常被老师投诉，“他上课不行”“他多动症”。妈妈从没维护过他，反而帮着老师，在他心里烙下异类的标签，让他从小就有着创伤记忆。
16岁，丈夫从国内搬到澳洲，在他成年，拥有选择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大学的入学资格，他厌恶读书，转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技校学修车，打过几年工，后来自己创业——意思是，即使无法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等生”，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在澳洲，还有一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在学校，老师们大多都经过专业培训，知道怎么帮助多动症孩子，作为在学校的观察者，老师也会写评定量表，帮助医生诊断。情况严重的，学校还会专门为他们设置特殊班，每两位老师带六个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