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咖啡以香味与色泽风靡世界，亦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其间，既有欧风深染，又有屋檐摩登，延展着历史与风景。在时尚与传统的碰撞下，可以看到文化的多样与包容，也可以更好地读懂上海。
「有人欢喜有人愁」
最迟在上世纪20年代，咖啡正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关于咖啡馆的乐趣与好处，在海外开过眼界的文学评论家张若谷有这样的总结：
一是刺激。在竞争激烈的都会里，需要刺激与兴奋，“咖啡为流行的普通一种”，原因是代价便宜而可以选择一个雅座坐半天，使人在一阵阵浓郁香味中，逃脱生活的痛苦与外界的压力。
二是坐谈。人生快乐之事，莫若与朋友进行有意义的谈话。“但是在中国找不到文学会所。在城隍庙的几家茶馆，因为吵闹得厉害，无法进行耐心的畅谈。”谈兴勃发时，只能选择去几家俄国人开的咖啡馆，借作临时的谈话场所。咖啡馆的外国老板和侍者知道客人的来意，从不下逐客令。
三是情感得到满足。凡是对都市生活有兴味的人，都喜欢游览剧场、酒肆、咖啡馆、音乐厅、跳舞场、服饰店等，在这些地方可以得到人间味与感觉美。
这一时期，咖啡文化逐渐普及，“怎样煮咖啡”甚至成为当时上海一些家庭主妇的必修课。有人在《生活》杂志上开课，专讲在家里怎么煮咖啡，指出其与泡茶的原则是大同小异的：第一要新鲜，第二要香气洋溢。煮的时候，咖啡与水要怎样搭配比例？最好用八两容量的茶杯量水，加一只标准茶匙量咖啡。
大量的咖啡进入上海，成为都市的时尚，对此有人欢喜有人愁。
1926年的《兴华》杂志提出，每年购入咖啡等的花费在千万元以上，“华人对于国货与外货之分别，如再不急觉悟，噬脐无及矣”。文章说：“我国地大物博，出产富饶，如善用之，无在不能出人头地，区区饮料，何须仰给于人？”
《兴华》杂志还特意提供了一种咖啡代用品，即用绿豆七成、上品茶三成，同炒焦黑，研成粉末，以代咖啡，“味甘美有过之无不及”，不仅提神，还有助消化之功能。
「“最美最廉”，领风气之先」
上海人最初品尝咖啡，大体是在西菜馆里。
1887年，《申江百咏》竹枝词里有“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的词句。作者注释道：“番菜馆如海天春、杏花楼等，席上俱泰西陈设，每客一盆，食毕则一盆复上，其菜若煨鸽子、若牛排，皆肥易饱，席散饮高馡数口即消化矣。”文中的“高馡”，即为咖啡。
上海最初的咖啡馆为西人所设，如星点般散落在城中各处。真正有影响力的咖啡馆，要到上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华人参与后，才逐渐形成规模。
1928年设在北四川路的上海咖啡馆，可谓顺应时势，领风气之先。该店的广告自称“上海最美最廉之咖啡馆”，食料鲜洁，座位安舒，格外有趣。1926年，霓虹灯刚刚引入上海。两年后，上海咖啡馆的招牌就用上了霓虹灯。
有人见上海咖啡馆生意好，也仿效在南市老西门书店楼上另开一家“西门咖啡”。咖啡由老板娘亲自动手，服务工作由书店学徒承担，但半年后就悄然关门了。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广告牌不够醒目。这恐怕未找到问题症结。
实际上，上海咖啡馆是创造社同仁合股创办的，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文艺元素。作家蒋光慈、叶灵凤等几乎每天必到，甚至把在咖啡馆里得来的生活体验写进文学作品。有人感慨，上海的茶馆是提鸟笼、抽水烟朋友的俱乐部；文艺咖啡馆的出现，成为理想的文艺家与青年聚谈的地方。
《申报》曾刊发一篇题为《上海咖啡》的广告式文字，其中特别提到“遇见今日文艺界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自己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
在法国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徐仲年，回国后与画家汪亚尘、作家孙福熙等人发起星期文艺茶话会，编辑《文艺茶话》月刊、《弥罗》周刊等，同时是上海文艺咖啡馆的积极参与者。
他认为，咖啡馆加以“文艺”的字样，必然有其特点。在外表上，文艺咖啡馆不求华丽，但必须幽雅。所谓幽雅，从室内装饰、灯光，直到音乐，必须予人以安宁，予人以快感。在精神上，每家文艺咖啡馆必然有若干中心人物，或某种文艺主义为中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