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对咖啡馆“文艺腔”的推崇，鲁迅却有不同看法。这可能与他当时与创造社一些成员的论战有关。但后来双方筹建“左联”，又恰恰是在咖啡馆里握手言和的。
1929年10月，冯乃超、阳翰笙、夏衍等人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开会，由潘汉年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文艺界“内战”的指示。当年冬天，“左联”开始筹备。夏衍回忆，筹备会议一般每周开一次，有时隔几天开，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
「在一角建起“堂皇的街市”」
今天的淮海中路，即过去的霞飞路，是近代上海一条颇具艺术文化氛围的马路——咖啡浓郁的香气，书店里美丽的图画，戏馆里醉人的音乐，舞台上可爱的倩影，充满了整个街区。
很多人觉得，霞飞路是一条充满法式情调的马路。其实，这里也弥漫着浓郁的俄国风情。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第一次来上海时，看到俄国人“衣衫褴褛、贫困交加”；但仅仅过了几年，他惊奇地发现：俄国人已在一角建起了“堂皇的街市”。
在霞飞路上，俄国人经营的咖啡馆，除了提供咖啡外，还附有各种甜食和点心，不仅吸引在上海的欧美人，还成为中国文化人和时尚年轻人聚会聊天的场所。
1933年，张若谷在一篇名为《俄商复兴馆》的文章中记录了三名上海年轻白领与一位留法少女在咖啡馆会面的场景：“他们坐在靠霞飞路的窗口一只小方桌边，桌上铺着一幅细巧平贴的白布，一只水晶小瓶……四盏白瓷盘，盛着四杯没有热气的棕色流液。”
一个令人幻想的晚上，作家林微音坐在一家俄罗斯咖啡馆的露台上，感叹道：“在楼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我就感到好像坐在船上；现在楼开放了，坐在露台上，凭着铜栏杆，上面是帆布遮着，下望霞飞路。匆忙着的是各色的车辆，各色的人，正如在水上漂游着：由这一切，我真相信我是在甲板上。”
1933年5月，作家郭兰馨在《申报》发表《都市散记》，其中有做客新夏威夷咖啡馆的记载：“推开两扇小门，露出淡淡的灯光，就有两个俄国侍者态度很好的招待……一间小小的咖啡座，布置还好，靠里面是一个音乐台，时光还早，没有几位顾客，音乐响起来，红晕的灯光，衬在绿色的顶幔上，别有一种情调，几张壁画也成了异彩、凄婉的曲调，使我们埋沉在哀愁的心情中。”
关于霞飞路咖啡馆的异国情调，署名“青霜”的作者在《上海报》上是这样描述的：咖啡馆在新兴与神秘之街的霞飞路与另一条马路的转角上……映漾在寒夜的树叶影里，远远地望去，真的有些新诗人的诗意，旧诗人见了，也似乎有些翩然出尘的想念，仿佛一个素妆轻盈的少妇，她在鬓上插了一朵梅花。
「“特异于浓妆腻理的少女”」
1908年3月，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正式开通，路线从静安寺起，终至外滩，全程6.04公里。随着这条电车的开通，静安寺路一带的房地产发展迅速，花园别墅、新式里弄、高楼大厦不断涌现。
在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笔下，静安寺路街旁餐馆充满着国际化色彩，餐桌上装饰着典雅的东方式花瓶，瓶里装饰着十月的蔷薇，“蔷薇的芯里散发着小夜曲的幽味”。客人点的食品是意大利浓汤；冷肉，德国式的；一只烤鸡，加番茄、胡萝卜和生菜；一块菲力牛排；白汁鳜鱼；橘子布丁和一杯咖啡；另加一大杯黑啤酒。
上世纪30年代，咖啡馆在上海分布极广，以静安寺路一带为最整齐，“最好的咖啡和最好的蛋糕都可以在那里品尝”。静安寺路的咖啡馆，可以从“光明”和“国际”算起，往西有“皇后”“DDS”“凯司令”“泰利”“飞达”等，大小数十家。
光明咖啡馆设于1934年1月，两旁是舞厅和戏院，有特别间二室，布置富丽堂皇，座位舒适，宴会聚餐最为相宜。光明的火车座很多，可为情侣亲热地谈心；坐在火车座外面桌子上的，则是大谈生意经。
凯司令位于静安寺路、南汇路口，三层楼房子，每层都有座位，座位的装潢和布置简单朴素， “好像一个乡下的大姑娘，特异于那些浓妆腻理的都市少女”。
全上海咖啡馆的营业时间，最早的当推凯司令。在夏令时节，早晨不到七时就已拉开铁门；七时一过，刚出炉的西点就陆续送来；七时半，开始供应茶客。凯司令之各式大蛋糕，制焙之得法与可口，在上海称得上是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