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米粉不好做啊，很多人看价钱不看品质，市中心的米粉价钱贵5毛，来吃的人就有意见。”苏红玲的丈夫说。
疫情之前，猪肉从十几块涨到三十几块。“肉价可以涨，但米粉价是涨不上去的，那就赚不了钱了，但还要坚持下去，没办法，很愁的。”苏红玲说。
桂林作为旅游城市，疫情对店面生意的冲击巨大。疫情之前，又益轩曾经是24小时店，现在是凌晨3点打烊，也算够晚了，但客人并不算多，排着长队的景象已经难得一见。又益轩旁边的另一家米粉店，门面已经缩小一半，“首先得活下来。”
快到午饭时间，曹姐来到店里，要吃一碗米粉再回家吃饭。因为头一天晚上，朋友叫她吃饭，让她没有吃到米粉，她说今天一定得吃了米粉再吃午饭。曹姐2000年后来到桂林工作。小时候，七八十年代，她的爷爷奶奶在桂林工作，放假的时候，她坐三小时长途汽车来这里，吃又益轩米粉。许多人有这样的故事。从幼儿园一直吃，吃到自己的孙子也来店里吃。老店的意义在此。
桂林又益轩，停电的时候，客人借助烛光用餐
“这块牌子，爷爷做了几十年传给我爸，我爸做几十年又传给我。有的老人在我们店里吃了几十年了，认这块牌子。老人吃惯了，是吃得出来的。比如说这锅卤水，应该是40斤猪肉加40斤牛肉，如果有差别，味道就不对了。”在李翠玉看来，质量、卫生、态度，样样都要做到，这不容易。“所以我为什么年纪这么大，还要来店里？”这么多年，李翠玉几乎没有休息，更没有旅游，“都谈不上。”
传承是个问题。李翠玉家有兄姊妹八人，她排第三。他们都曾经开过店，但太累，只有她坚持下来。到了自己女儿这一辈，也是如此，最后是女儿一直在做。“她蛮有信心蛮坚持的，”李翠玉评价女儿，“这个生意，别看这么小，要做下去，要点毅力的。白天四五点钟起床，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去。我跟她说，老爷爷传下来的牌子，要发扬光大一些。”
苏红玲还有妹妹，她也在帮忙。太累的时候，她曾对姐姐说，店面的合同到期，我们就别做了吧。姐姐觉得，这块牌子到自己这里没传下去，对不起先人啊。
苏红玲的儿子现在跟着外婆学习。李翠玉会手把手地教外孙，比如调卤水，这个咸淡够没？这个锅烧，要炸到什么程度？合适了么？外孙愿意做传承的工作。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是难得的事情。全世界的家族生意都面临如何传承的问题。时间最难对付了。
桂林古南门
在桂林，许多米粉店看不到了。不只米粉店，其他老店也如此。“外公在开店的时候，跟周围邻居关系好。”苏红玲说。当时在又益轩附近，有张永发布店、抖着肺酸菜店，还有天忠馄饨铺。这些都是桂林的老字号。
以前的又益轩米粉店，楼下卖米粉，楼上住人，后院还养两头猪。早上起来，“外公到楼上，拿着鞭子一路刷过去，叫小孩起床。”苏红玲说，“舅舅喜欢打球，文化宫那里以前是灯光球场，舅舅打球忘了吃饭，回家饭菜被倒掉，下次就不敢。”
苏红玲好多事情都要问舅舅。以前宰马的时候，有马血肠，舅舅会来店里，一碗马肉米粉，加上新鲜的肠，再来两杯小酒，可以坐大半天。她就跟舅舅聊天，说起过去的事情。比如“风吹臊子跑马油”，这是对桂林米粉的经典描述，放在米粉上的菜要切得薄，油要有，但不能多，恰到好处才能对味。
因为户口的事情，家里许多小孩从外地回到桂林。苏红玲的侄女从柳州回来，一到桂林就要来吃自家的米粉，“脱下口罩，一闻到味，啊呀，这是乡愁。”她在柳州吃螺蛳粉，觉得螺蛳粉做得挺好，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螺蛳粉了。
现在，有的桂林米粉店也有螺蛳粉卖。而袋装螺蛳粉已是网红产品，成为巨大的产业。桂林许多商店有袋装桂林米粉卖，游客会作为伴手礼带走，但和袋装螺蛳粉的销量相比，差距很大。
苏红玲说她会考虑年轻人的口味。现在的年轻人口味喜欢偏辣偏重一些，“可能我们就会变动一下，比如以前是辣椒粉，现在就有了油辣椒和剁椒。”
已是饭点时间，桂林人喜欢朋友相聚，在油茶店这样有本地特色的餐馆里，人头攒动。“桂林人还是会吃，做本地生意的餐馆还行。桂林物产丰富，北方和南方的东西都有。文化也是兼容并蓄。”在北京开餐馆的桂林人石头说，“桂林菜里，可以找到湘菜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广东菜的影子，还可以找到客家菜的影子，平乐的酿菜就来源于客家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