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是这样的。我哥哥大我6岁，父亲在大三线。最初的时候写信一定是他写。你会发现写信开头是非常奇特的，我们不可能叫“亲爱的爸爸”，那个年代好像孩子们对父亲没有这个表述，因此都是“父亲大人安好”。我哥哥写信主要是陈述一些家里的情况，接着重点问题就是钱能不能提前寄来，或者下个月多寄5元或者10元。你可以想象我父亲接到那样的信是不开心的，因为他觉得我生不出钱来，我的基本工资就是那样。
等我哥哥上大学以后，我才接着写信，也是照此办理。因为每个月收到汇款的时候总是要回一封信，来告知钱收到了。我记得有一次家里面有一些事情，就拖了一个时期，我父亲就会很生气，因为他等着我回信，以确保钱收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的工友到家里来探访，说梁师傅生活太节俭了，他都不买菜，那么便宜的菜，他都不吃，就一块腐乳吃三顿，那对身体是不行的。我在场，我哥哥在场，我母亲也在场，那时大人孩子神情都很凄然，才知道父亲是真的很为难。
后来我下乡了，就开始写信多了。那时候家里小的只剩下四弟和妹妹在家，我的信更多的是写“冬天快到了，煤和木柴解决好了没有”，火墙应该怎样去修理它，火炕应该怎样去做。这些我四弟都不懂，等于家信变成一种隔空的指导。我的哥哥那个时候生病了，他有时精神不正常，所以我跟四弟写信的时候，会问哥哥的病情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信里边写了两句诗，是《聊斋》里的一篇关于狐仙鬼魅的故事，其中两句诗是“幽情苦绪何人见，流萤惹草伏沾帷”，我的哥哥，还是因为他读书多，他一看那封信就跟我母亲说，他说我弟谈恋爱了。这是我哥哥，我很佩服他，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还能这么精准判断，而且我当时确实也在北大荒发生了我的初恋，后来我还写了《初恋杂感》。还有一种信是出于对母亲的孝心，我有事没事总会给母亲汇报一番，那可能是母亲在穷愁生活中的一种安慰。
当一切无需证明，纯粹的表达出现了
梁晓声（右）在上海上大学时与知青合影。 （南瓜视业供图/图）
南方周末：你文字中那种关注百姓生活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主张，不知道是后来才有，还是一直就有？
梁晓声：我可以说是受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比如高尔基曾经写过《底层》，左拉写过《酒馆》。我始终觉得这个社会需要许多方面的公平和关照，这种关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当社会不能够在物质方面关怀到他们的时候，文化难道还做不到吗？
当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不能说我提出问题别人为什么不做，因为你本身就是作家。所以我就主张，发现社会有一种事情是需要做的时候，首先问自己我能做吗。我能做的事情，我就都做了。
我个人觉得作家应该是一个敏感的动物，他的敏感不在于他对于可提供他成为写作材料的那些敏感，不在于他对于什么样的作品能获奖的那种敏感，不在于他从受众中捕捉到商业风向的那种敏感，而在于他对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敏感。
比如说我接下来准备要写的非常短的是《午休的父亲》。我那个小区在提升改造，在北京最热的时候，那些劳动者是穿不了工作服的，基本上是赤裸着上身，因为你穿什么衣服都会汗湿掉。到午休的时候人家也没有地方可休息，就在走廊楼梯之间的平地上铺一张纸盒板，躺在那儿，枕着一块泡沫，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打电话，而且还不能视频。当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看这个父亲他的那个心细，不要视频，因为他不忍让他女儿看到他在那样挣钱。包括我们楼里的家长带着孩子回楼的时候，孩子会上楼梯，蹦蹦跳跳的，家长会说小声点，叔叔在午休。
我可能是对于生活中的这些事有一种极度的敏感。他也不会知道我会用笔把他记下来，记下来有什么意义，因为你住着较大的房子，不必那样劳动。但是我记下来，发表出来，别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小声点”，这就够了。哪怕你在这一点上，影响了一两个人，都是作家应该感到欣慰的一面。
南方周末：你一直称自己是“梁记面食店”的店主，准备再写完一部作品就收摊了，接下来再写什么呢？
梁晓声：接下来是要把店铺打扫干净，店铺关门的话，要贴一个告示。我们是要悄悄地转身，这是我心里想的，离开我曾经置身其中的文坛。在《人世间》之后，我又写了三部长篇，叫做《我和我的命》，即将出版的是《父父子子》。这个时候的我，就是坐在你面前现在的我，确实是头脑中储存的，想要写的那些素材，基本上应用完了，我的头脑现在可能处于空空荡荡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最适合悄悄地离开的时期。
